路遥作品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显示了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和执着书写人生的现实主义追求

　　从1992年到现在，作家路遥逝世已经23年。23年来，路遥的作品长销不衰，无论是年度畅销书排行榜，还是相关的文学阅读调查，《平凡的世界》都名列前茅。2015年刚刚拉开帷幕，先是由路遥原作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于荧屏，继之是厚夫撰著的《路遥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使路遥又成为文坛内外的一大热门话题。说句大实话，这种从热读、热播到热议的热烈情形，不仅路遥在世之时未曾得遇，就是活跃于当下的许多作家也望尘莫及。

　　一个作家去世20多年，仍被人们以持续阅读的方式念叨着、惦记着、怀恋着，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形，当然是路遥个人在文学写作上倾力投入的最好回报，但个中隐含的某些意味与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和深思文学的要义、作家的志趣、创作的成色、作品的生命等现实话题，也都极富启迪。

　　作为路遥的陕北同乡和文学挚友，我对路遥的认知也有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由西安调至北京工作，阅读陕西作家的作品自然成为寄寓乡情的最好方式。那一时期，正是包括路遥在内的几位陕西作家长足崛起的时候。路遥早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相继推出，作品在寻常题材里显示出对人之命运的强烈关注，读来令人有五味杂陈的痛楚感，我觉得一个文学上的“狠角色”正在向我们走来。1982年写出《人生》之后，我为之惊喜，这部作品不仅把路遥擅长表现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以高加林的性格矛盾和两难选择，使作品充满了引人深思的开放性与复杂性。1985年前后，路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这时的文学界尤其是理论批评界，掀起了更新文学观念和引进新的方法的热潮，置身其中的我，也开始由注重内容诠释的批评观向注重文体实验的批评观过渡。因而，当1986年读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时，我不禁大为失望，为叙事的平淡无奇、平铺直叙失望，为没有在《人生》的基点上继续攀升失望。于是，在《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讨会上，我一言未发，因为我不想给兴致勃勃的路遥当场泼冷水。但我觉得一定要把意见告诉他，于是就用写信的方式列举了《平凡的世界》的诸多不足。很有涵养的路遥回信只说“欢迎批评”，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再看此后的两卷。后来，二卷、三卷相继推出，我认真看过之后，感觉很是意外。按常理，长篇系列写作很难做到后来居上，步步登高，但路遥做到了，二卷比一卷要好，三卷比二卷更好。于是，我接连写作了两篇文章，既评说了《平凡的世界》“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深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又解说了《平凡的世界》未能得到充分评价的原因与问题所在，算是作了自我反省。

　　路遥逝世之后，作品继续热销，这应视为广大读者以不约而同的阅读取向，在向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表达他们群体性的审美意向，这就表明，深刻反映“时代要求”的创作，必为历史所铭记，热情传扬“人民心声”的作品，必为人民所惦记。作品的影响力，作家的生命力，都取决于这种基于双向需求的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作品与人民的关系。

　　《平凡的世界》和其他路遥作品的长销不衰、常读常新，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标本，尤其是对文学家如何面对眼下的现实，处理当下的生活，并把这一切化为魅人又感人的艺术形象，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文学如何直面当下现实，表现时代生活，一直都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难题。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也导致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作品为数不多，质量也不高。路遥和他的写作，尤其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无一不是直面时代现实，书写当下生活，但他更为在意的，是变革现实中的人的命运的转折，他至为重视的，是缭乱生活中人的精神的异动。在直面现实中直指人物，在直击生活时直奔人心，使得路遥越过了事象的表面，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说实话，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当你抓住了人这个内核，对其仰观俯察、穷形尽相，有关现实与生活的一切，都尽在其中了。不是吗？《人生》让人过目难忘的，正是高加林在其“之”字形道路中凸显出来的面临诱惑与挑战的好胜又虚荣的复杂性情、自馁又自强的精神气质。而《平凡的世界》使人怦然心动的，也正是少安与少平在致命的挫折与严酷的现实面前的一次次思索、抗争与奋起，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坚韧的个性、非凡的精神。这些年轻的农人与凡人身上，分明流淌着新人的血液，生长着强人的筋骨。人物连缀着时代，性格系连着乡土，现实与人就如此地水乳交融，生活与人就这般地桴鼓相应。因此，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给人们带来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堪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同时，作品也因“沉浸于生活的激流之中”，艺术地概括了那段时代的生活和情绪，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的摘要”（泰纳语）。

　　路遥在小说写作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作家主体的介入性，创作姿态的融入性。他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而且是生活的体验者。写别人与写自己，对他而言是难以分割、浑然一体的。因此，他从写作姿态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极为强烈的参与性，乃至鲜明的半自传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会时常跳将出来“我们”的称谓。“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事方式在第三人称里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引入局内，使你清楚地意识到：“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是一个彼此勾连又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这里，既把路遥为百姓代言、为生民请命的文学追求显露得彰明昭著，也把路遥用大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追求表露得淋漓尽致。

　　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各种姿态应有尽有，各式写法不一而足，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下文学创作繁盛的生态与多样的情景，但从作品的实际影响看，从读者的阅读取向看，路遥这种拥抱时代、切近现实、心系人民的写作，显然更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喜爱，也显然更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力。

　　路遥在致茅盾文学奖获奖词时的一席话，今天听来仍令人惊之醒之，那是以个人的深切体味宣示的文学的至理名言：“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它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