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肃在线讯 第一次听说军人时，我年纪还小。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前日战争”，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

外祖父给我讲的香蕉种植园大屠杀成为我早年间印象最深、记忆最久的故事。童年时，他是亲朋好友一再谈论的话题，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此外，它也有其历史重要性：它提前结束了美国在哥伦比亚长达四十年的霸权统治，对后来的军人政权无疑也有影响。

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我对军人的第一印象，这印象在多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不再听风是雨，而是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但尽管我有意识地修正脑海里的军人印象，这五十年来，我还从未有机会和六个以上的军人交谈，交谈时也很少能做到轻松自如，不背任何思想包袱。彼此猜疑自然就导致交流不畅，我老觉得，同样的话，他们的理解就是和我的理解不同。说到底，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别以为我对此全无所谓，相反，我很失落。我总问自己：毛病出在哪儿？军人身上，还是我身上？怎样才能推倒阻碍交流的堡垒？没有那么容易！十九岁时，我在国立大学念过两年法学，有两个同学是中尉（希望他们此刻在座）。他们穿着干净挺括的军服，总是准时准点地一同来到讲堂，单独坐在一边，不苟言笑，有条不紊。我老觉得，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跟他们说话，他们很和气，你问多少，他们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试前，我们四人一组去咖啡馆学习；星期六，我们要么在舞厅碰面，要么在街头闹事，去安静的酒馆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们从没遇到过军人同学，一次也没有。

他们的本性原与我们不同，诸如此类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军人的孩子也会是军人，他们住在军人社区，在军人俱乐部会面，他们的世界谢绝观赏。很难在咖啡馆见到他们，电影院更难。他们顶着神秘的光环，就算穿着便装，也能一眼认出。身为军人，他们四处漂泊，有机会踏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由内至外都与众不同，虽然没有投票权，但那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我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背过无数次军衔，免得碰到时叫错，可每次都背得慢、忘得快。

我对军人存在偏见，知情人会觉得，来这个讲坛简直是我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但事实，自从外祖父跟我讲过谢纳加惨案，我对各种权力形式的痴迷程度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甚至为此踏足人类学的范畴。多少次，我问自己，那个故事是否正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之源？《枯枝败叶》中，香蕉种植园迁走后的小镇复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中，对利用军人达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还有三十三场战争的炮火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以及一辈子不会写字的两百多岁的族长。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希望将来出更多本）书里，我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毕生的追问。

然而，是到了创作《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意识才真正觉醒。正史宣扬大屠杀是法制的胜利，那时我想，我可以驳吗，可以为死者讨回公道，内心不禁大受鼓舞。但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死者不止七个、屠杀规模远非民众所想。但即使如此，那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也丝毫不会因此而降低。

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事，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香蕉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刽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事件。这么一夸张，我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住在母牛成群的宫殿里、拖着一匹孤零零的小母马的老族长。

不这么写，能怎么写？拉丁美洲唯一的历史传奇便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军事独裁者。许多曾经是自由派的军事领导，后来蜕变为专制野蛮的暴君。我坚信，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能打赢那三十六场战争中的哪怕一场，他也会是其中一员。

然而，当我圆梦，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风烛残年写成《迷宫中的将军》时，我得拧断天鹅的脖子，不再去编造故事。玻利瓦尔是一代伟人，他有血有肉，对自己的身体过分地不加爱惜。见证他生平事迹的只有那支陪伴他浴血奋战，最终送他入土的年轻卫队。我必须了解这支卫队，了解卫队里的每个人。通过这位解放者引人入胜、史料丰富的信礼，我想我已经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说真的，《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充满诗意、美不胜收的历史纪实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