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每提及云南，无数人都会心驰神往，然而对于半个世纪前的一群知识青年来说，云南是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顺应着时代的洪流，有一群年轻人就这样混沌而懵懂地坐上了驶向云南的列车。经历过那段浸透汗水与泪水的岁月，云南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王小波：永远是脏衣服轮换着穿

　　1969年5月15日，15岁的王小波和教育部大院的同学兼玩伴们背着行囊坐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22名北京知青前后辗转了近14天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当时老队长的爱人特地赶着牛车到山上去接这群北京来的孩子，但一见面还是着实被吓了一跳。知青们带来的衣服被褥箱箱柜柜多到让常年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山沟里的乡亲们着实感叹了一阵。王小波也带了个大木箱，装满了整洁的衣服和被褥。

　　刚来到队里的知青们暂时被安排住在粮仓里，低矮的墙垛将男女一分为二。一到晚上，肥硕的老鼠在粮仓内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到处走动，初次见面可把这群生活在城市里的姑娘们吓坏了，而以王小波为首的男孩儿们则新奇不已。平日里，农场生活艰苦，知青们每月26元的工资加上每人2元的边疆补助让他们原本窘迫的生活又一下子丰富了起来。王小波和室友们每次交完8元的伙食费，扣下当月的青菜钱后便可以开始潇洒地抽起“绿城”了。当时的绿城香烟虽算不上最好的，但也能达到中档水平，王小波一般都是上半个月4毛钱的“绿城”，下半个月2毛钱的“钢花”，最后几天则是免费的烟叶。

　　王小波给人最大的印象恐怕就是他的不修边幅了。在学校的时候，王小波那“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农场，则“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邋遢样。在好友赵红旗的印象里，王小波永远是脏衣服轮换着穿，那些老职工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每周帮他洗一回衣服。每天干完农活回来，从来不洗脚，直接往床上一坐，披着被子就开始看书。看完希腊史又看《毛泽东选集》，看累了书就随手一放，倒头就睡。他的褥子底下永远有锤子、钳子、书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他竟也不觉得睡觉时膈应。

　　后来王小波因为身体的原因回到了北京，开始了写作。再后来，王小波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著名作家，在他著名的代表作《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或许从未发生，也可能早就发生。

　　阿城：一盏煤油灯下从鬼故事讲到中外名著

　　70年代随着上山下乡浪潮被分配到云南景洪的钟阿城总是戴着一副白框眼镜，高高瘦瘦，不紧不慢，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知识青年的做派。

　　当年的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的农活，组织便将他派到10分场的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阿城样样儿都教。从小阿城就生活在一个书香世家，自己也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这项能充分发挥专长的工作让他颇为享受，备课授课每个环节都不放松，竭尽全力让农场的孩子在那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获得更多知识。加之，当年阿城的女友罗丹也在农场教书，后来回京上了师范学院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也成了阿城携手相伴一生的伴侣。

　　阿城爱书绝不仅于此，就连上山下乡他也得背着自己心爱的书走。从中外名著到各类诗选，阿城的书箱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除了自己看，阿城还每晚给知青们讲那些书上的故事，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通常是一盏煤油灯下，人坐得满满的，烟头儿一亮一亮的，讲到关键处，要休息一下，吊一吊听众的胃口，于是，有人便忙着给递上一支“春城”烟、往茶缸子里续水，并急不可待地询问：“后来怎么样了呢？”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总场及所属各分场很是普遍，总有那么一两个知青擅长讲故事，每晚开讲，从鬼故事《梅花党》、《十三号凶宅》直到中外名著，给艰辛而压抑的知青生活添加了少许亮色。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后来，阿城成了著名作家并移居美国，但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阿城总是倍感亲切，甚至在他的作品中写道：“知青岁月实则并不艰苦，而是美好的回忆。”

　　陈凯歌：知青的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

　　1969年，陈凯歌随着上山下乡的队伍一起前往云南。临别时，一位不离京的朋友打开地图，手指在上面走了很久……陈凯歌被分到景洪农场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从边界的零号界碑算起,离北京三四千公里”。数天之后，陈凯歌来到了美丽的云南。当时，他用扁担挑上两只纸箱，一箱是衣物和杂物，另一箱是书，比如《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诗词格律学》等等。

　　陈凯歌曾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充满幻想，“头顶芭蕉、脚踩菠萝”，但到云南后他才发现，在浪漫的底色下，知青生活有着说不出的残酷。云南的山深林密，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地”，北来的人水土不服常患各种疾病，全身会出斑疹，先是发红、瘙痒,接着就开始溃烂。只能全身的伤口上敷满浸了药膏的纱布，伤好之后，活像一只只金钱豹。到了晚上，大家坐在蚊帐中，用嘴咬住手电筒，腾出双手来“啪啪”地拍打——因为没有电，油灯又太危险。一幢草房中鼓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好像在看什么好戏。终于有人笑出声来，引得大家都笑，手电筒从嘴里掉在床上，“嘭嘭”地响，知青们暂时忘了蚊子。知青的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再加一点猪油。猪油是家里寄来的，决定放猪油之前，要想好久，因为贵重。

　　陈凯歌曾说起他和阿城同在云南农场时的知青生活。他说在那原始森林里，他和阿城都用利斧砍倒过合抱在一起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漫山的大火。“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叫着化为灰烬，我们却在望着自己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杀戮。后来，我从树想到了人。”

　　当年的云南建设兵团光知青就有十几万人，大伙儿响应组织号召不断放火烧山，伐木开荒，无数的原始森林都变成了大寨梯田。在云南，年幼的陈凯歌望见了十六岁上海少年在伐木时被几人粗的树干活活压死的场景；亲眼看着知青们无意间将蜂窝捣毁被蜜蜂们追着四处抱头躲窜的样子，还目睹了放火烧山时，火光冲天的骇人景象。因为有了在云南所经历的悲喜伤痛，他的情感更为细腻，他的目光更为独到，这也成就了日后的一代名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