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数额和情节并重了，除了关注数额，还应当去调查和掌握他受贿犯罪方面情节方面的证据，比如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恶劣影响，或者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做得更扎实一些。因为情节会严重影响定罪量刑。这相当于对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无论是从事反腐败的检察官，还是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部门，应当尽快适应这一调整和转变。

　　主持人：在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或期待？

　　彭新林：首先，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一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什么是污点证人？往往是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若你配合司法机关查办案件，那就可以在法律上给你适当的从宽处理。第二，应当确立腐败犯罪案件的刑事推定规则。如对腐败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案件中，那些难以证明的要素，尤其是对主观方面的证明，可以采取推定。现在刑事证明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证据，另一个辅助的方法就是推定。当然，推定的前提得有基础事实，再根据推定规则，推定你有受贿的故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或降低检控机关证明腐败犯罪的难度，提高惩治腐败犯罪的效率。

　　主持人：您提到的推定规则，国外也有适用吗？

　　彭新林：有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有，腐败犯罪案件的刑事推定规则。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犯罪公约的缔约国。反腐败公约对我们有约束力。其实，我们刑事立法中也有推定规则运用，但是不全面。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你的财产跟收入明显不成比例，但又不能查实你是贪污受贿，就可以推定是非法所得，便可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非法所得的推定，就是推定规则的一个运用。但这个规则还不完善，尤其是推定的程序规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