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甘肃组委会《雪域天骄》电视剧筹备组制片人、甘肃省民盟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甘肃华夏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筹）执行院长、甘肃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发现甘肃天祝哈溪镇的“峡门台”和“寺崖台”正是古代羌人的“火葬台”，从而破译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祝铜牦牛”的祭祀用途之谜。这一发现为武威以文化旅游为桥梁，推动甘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撑点，对于深入开掘“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内涵，以及保护传承弘扬“民族”和“青铜”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哈溪镇，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北部，东邻凉州区张义镇、古浪县古丰乡，南与抓喜秀龙镇和安远镇相邻，西与青海省门源县珠固乡相接，北与大红沟乡、毛藏乡毗连。行政区域面积509.8平方千米。 截至2018年末，哈溪镇户籍人口为21545人。哈溪镇因哈溪系藏语“哈赤”之转音，意为“父王之座”。据传因古代有一吐蕃万户首领在此居住，故而得名。 元代时期，哈溪镇境域为西凉府所辖。明正统三年（1438年），为古浪守御千户所辖。清代时期，由凉州府管辖。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为永登县天祝区第五保。1950年5月，为天祝自治区第四乡。

河西走廊东段汉代南北两道示意图

1972年6月（端午节刚过）的一天，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峡门台生产队正在组织社员修建饲养院。一位社员正在挖坑取土，挖到距地下50余厘米的地方，哐嘡一声，铁锹就碰到了一个硬物件。这位社员扒开土一看，是一件铜器，便召集大家一起来挖。费了一番周折，这件铜牦牛就算重见天日了。与牦牛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铜马，踩着“滑轮”，因锈蚀严重而未能保存下来。唯铜牦牛因质地厚实而几经磨难终于保存下来了。

由于铜牦牛身上没有任何铭文，也不是墓葬出土，与它一同出土的那两匹铜马，早已不见了踪迹，失去了唯一的参照物。故而考古专家在它的发现地寻访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其它相关文物作为佐证。铜牦牛是何年代的文物呢？经武威文物工作者鉴定，认为是宋代文物，不晚于明代。按照天祝县博物馆的资料，这件铜牦牛铸造于元代，但这一说法遭受了质疑。1982年武威文物工作者又否定原观点，认为可能吐谷浑人是铸造于唐代，后遭遇战乱掩埋消失，有位天祝文化工作者据此创作出了《铜牦牛的传说》，流传甚广。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出土的铜牦牛

铜牦牛是何人铸造的文物呢？有人认为它是隋唐是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汉人工匠打造的，也有人说这是两宋时期西夏人的佳构。还有人认为这是蒙古人留下的痕迹。最近有种更新奇的说法，铜牦牛是弘化公主的陪嫁品，后来因吐谷浑人遭遇战乱，被运送至华锐地区埋藏起来。这些问题目前众说纷纭。这些说法，时间跨度很大，都缺乏确凿的证据。包罗很多论文，都是以猜测为主。武威文化研究工作者认为，铜牦牛背后的历史事件尚未有定论，所以早日为铜牦牛寻根溯源，验明正身，应该是天祝、武威乃至甘肃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甘肃和四川文物工作者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难题，铜牦牛“出土坑”究竟属于“亡国宝器掩埋坑”还是“祭祀坑”呢？

一.铜牦牛出土地的先民葬俗

1951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发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指出，洮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氐羌的区域中，氐羌族曾行过火葬制度，寺洼山火葬制的发现增强了寺洼文化和氐羌民族的关系。这就开创了考古学与民族学和古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揭开了探讨古文化族属问题的序幕。

出土“铜牦牛”的原哈溪公社友爱大队峡门台生产队十分偏僻，该村向南约三四里有大山，山上草木苍翠，哈溪河即源自该山。从哈溪镇向南只有一条山间土道相通，这是一个原始味十足的小村落，西依山坡，东边紧靠悬崖，悬崖之下是一条小河，远近群山掩映，放眼是一派牧区风光。这是一个汉藏混住的小村庄，以“友爱”名，示民族友爱也，系1958年的命名。据老辈讲这里原来荒无人烟，到处白骨，没有人敢来。现居的汉民原来住在几十里外的天梯山、张义堡那一带，许多人家是解放前躲避国民党马步青部的时候搬过来的。现居的藏民推想，他们的老祖宗可能是在蒙古王爷与藏族活佛凉州白塔寺会谈的时候迁到这一带的。吐蕃是现在的藏族、古代羌族一部分。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甘肃天祝县与青海互助县只有一河之隔，比邻长度超过20公里。东汉初武威郡的北面为匈奴，南面连接着羌族各部落，当地百姓害怕外族掠夺，许多人废弃了农田。由此推断，在元代以前这里是羌族居住区。

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乡松山村，曾清理了数十座屈肢葬墓和瓮棺葬墓。198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创刊号发表《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的归属问题的探讨》一文指出：“把安国类型、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结合起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的表征，说明它们都是羌人文化。……在湟水一带的唐汪、辛店文化，按其地望来说，显然应当还是羌人的文化遗存。……也许比较发达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得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把甘青地区主要的几支史前文化遗存都视为羌人的文化遗存。

羌族主要的丧葬方式有火葬、土葬、水葬、岩葬四种。其中火葬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葬俗，至今仍为羌族所使用。《墨子·节葬篇》卷六载：“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荀子·大略篇》卷十九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忧其不焚也。”清嘉庆《汶志纪略》有“殁而火，捡骨掩之。”《太平御览·四夷部》卷九四引《庄子》文说：“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六八载：“冉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死则烧其尸。”《旧唐书·党项传》卷一九八载：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

羌族实行火葬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战争。从商朝到清朝，历代封建王朝对羌人的镇压不断，羌人的反抗也不断，连绵不断的战争使羌人颠沛流离，无安居之所，而羌族又是最顾群体的民族，战死的士兵决不会使之暴骨于野。1969年，武威雷台1号汉墓中出土过一枚“破羌将军”印章。明朝军制，甘肃地区总兵官挂印称将军者，曰平羌将军。明朝甘肃总兵、山海关总兵、蓟镇总兵、左都督、上柱国光禄大夫杨嘉谟大将军（正一品武官）是北宋太尉、大同军节度使、世称“金刀令公”杨业杨家将的直系后裔，曾挂“平羌将军”印。祁秉忠（1573—1622），明西宁(今属青海)人，字爱宇。土族。万历十九年(1591)袭父世勋指挥同知职。四十四年任永昌参将、凉州副总兵，也挂“平羌将军”印。由此可见，自汉至明，羌族始终存在于甘肃，发挥着重要影响。

在羌人眼中，火是光明的象征，具有辟邪禳解的魔力。所以在安葬这些战死的勇武之士时，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火葬的方式，一是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慰，二是使死者的灵魂回家，三是显示了羌族对战死者的尊重和敬意。在抵御外辱保护民族基本生存权的历史背景下，羌族在不断的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以战死为吉，病终为不祥”的尚武观念。袁宏《后汉纪》谓西羌：“男子兵死有名，且以为吉。”火葬被外界长期存在的残酷战争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成为羌族的传统葬俗。

远古少数民族分布示意图

二.天祝铜牦牛出土羌族火葬台

1981年，武威地区博物馆副馆长钟长发在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了《甘肃天祝县出土大型铜牦牛》一文。甘肃天祝县与青海互助县只有一河之隔，比邻长度超过20公里。据了解，这是本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窑沟生产队社员在一个坡地里平田时发现的。该村向南约三四里有大山，山上草木苍翠，哈溪河即源自该山。

土坑情况：作东西向长槽状，西头靠村道，东头接悬崖。约半人深，开掘粗糙，宽窄、深浅不一，谈不上规整，仓促挖掘掩埋的痕迹明显。该坑在1972年6月被平毁，作过多年生产队打麦场，后来改作生产队饲养院。该坑位置原来远离村民院落，九十年代有人家在此盖了房子，现已被一座院落覆盖。该坑之南后来又陆续盖了几座院落，院落之间皆隔墙相连。

土层情况：土包、土槽均为同色的黄白砾土质，非人工夯筑。土包上部板结很硬，镐锄刨挖十分费力，七高八低，随意堆积迹象明显。土槽土质略软，属人工填埋。土包上部硬层属于雨水渗积板结，土包下部土层及土槽土层为自然落实板结，土槽内未发现积水和水蚀痕迹。

同坑出土的1件铜牦牛和2件铜马，规格差不多一样大。出土的一件硕大的牦牛青铜器通长1.18米，其身高为0.7米，腹径为0.3米，背高为0.51米，角长为0.4米，体重75公斤。均被埋在1972年出土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峡门台”上。试看“坑周情况”：这里是峨博山南麓，出土铜牦牛的大坑东枕悬崖，崖下为庄稼地。悬崖作南北向，如壁立，高可四丈。距崖百步有河曰哈溪河，自南向北流。据老人们介绍，该坑崖下北向行约十余步，再折向东行距崖约八九步，原为一大沟洞，水常穿下，不知其深其广，因经常跌没牛羊后被平毁，现为庄稼地。董洪认为，这明显是“水葬”的天然场所。该坑崖头稍南约二十余步，半崖上有一土洞，洞内积满焚烧灰烬，六七十年代掏灰作了农肥，土洞被填埋了。董洪认为，这显然是“水葬”的场所。该洞位置现紧靠农家院子。从该洞向南再十余步，紧贴崖下另有一土坑，亦充满焚烧灰烬，现仍有余迹。董洪认为，这显然是“火葬”后留下的的痕迹，“峡门台”属于羌族的“火葬台”。

哈溪河对岸约二三里有一村名曰西滩村，村口有台名曰寺崖台，台上原为一庙。寺崖台、庙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拆取砖头时拆毁的，拆除时台基下砖头、围墙砖石的型制、年代明显不一。1958年及后来的“平田整地”中，围绕寺崖台一围挖出成堆成堆的人头朽骨，人头朽骨作叠积排列。西滩村及附近的团结村等几个村庄那一带远远近近以至方圆农田、山坡、沟壑不断挖出成坑成坑的无头白骨、灰坑，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总数当不下几千。

1958年拆台和九十年代再建小庙时，都出土过不少铜钱，铜钱入手成渣，也有个别完好的后世铜钱。那个村原名叫个类似万人坑一样不好听的名字，1958年故此改名叫西滩村了。仅仅一河之隔，友爱七组这一侧几十年来未再挖出过任何东西。

《马可波罗旅行记》中记述了西夏党项羌人的焚尸习俗：“焚前，死者之亲属在丧柩经过之道中，建一木屋，履以金锦绸缎。柩过此屋时，屋中人呈献酒肉 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柩行时，鸣一切乐器。”董洪认为，“寺崖台”上的小庙应是元代萨班改宗所建，在此之前该台也曾属于羌族的“火葬台”。“火葬”中使用的“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属于“燎祭”的用品，故而“燎祭”解开了铜牦牛及其两匹铜马“埋祭”的“视死如生”用途秘密。

天祝县毛毛山顶的玛尼堆鄂博（一）

“敖包”是蒙古语，意即“堆子”，也有译成“脑包”、“鄂博”，意为木、石、土堆。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头堆”、“土堆”或“木块堆”。旧时遍布蒙古各地，多用石头或沙土堆成，也有用树枝垒成的，今数量已大减。

蒙古族的敖包是以石块堆积而成，一般都建在山顶或丘陵之上，形状多为圆锥形，高低不等。敖包是蒙古族祭祀的主要载体，由于天地神没有偶像，蒙古人民以堆敖包为象征，成为民族崇拜物。

蒙古民族祭敖包的习俗渊源已久，其所祭祀的内容十分丰富。蒙古民族的萨满教崇拜蓝天。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就是“长生天”，蒙古人赋予它以极大的神力。《元史》卷72有关于祭天习俗的记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古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

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他们尊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尊称大地为“乐善的母亲”。他们还崇拜山岳，崇拜河流，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神灵掌管着。

蒙古人因为把一切万物都看作神灵来崇拜，从而也崇拜山川及土地的其他各部分或掌握这部分的神灵，这种圣地可以分成共同的和个别的两类。这个别的圣地就是所说的敖包。所以祭敖包不是单一的祭天或祭地。祭敖包是祭各种神灵，是个综合概念。

这种圣地是各氏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所建，它起源于氏族社会。具有祭祀祖先留下的这片天地这方山水的意义，因而是祖籍的一种表征。蒙古语中姓氏一词，就是由敖包一词演绎来的。

内蒙乌审旗的哈德亨、艾古尔斤、赫赖德、察哈尔等以氏族为单位供奉的敖包，就是乌审旗的十三个氏族的名义供奉的，因此敖包是氏族的标志，是旗徽的变形。

关于敖包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古时候，茫茫草原，辽阔无边，天地相连，方向不好辨别，道路难以确认，边界容易模糊，于是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垒石成堆，当作标志。

敖包原是指在游牧交界之处及道路上用石块或泥土堆积起来以作标记的石堆或土堆。正如《清会典》所记：蒙古；游牧交界之所，无山无河为志者，垒石为志，谓之敖包。后来逐渐被视为神灵的居所，被作为崇拜物加以祭祀和供奉。于是，原来的界标、路标就变成了祭祀山神、路神、村落保护神等神灵的场所，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选址建造。

敖包所祭，最初是自然的神灵，尔后又包括祖先的神灵。总之敖包成为神灵所栖之场所。敖包成为某一氏族，某一苏木、某一区域的保护神。方观承《从军杂记》云：峰岭高处，积乱石成冢，名鄂博，谓神所栖；纪昀《乌鲁木齐杂记》云：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所以它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

天祝县毛毛山顶的玛尼堆鄂博（二）

三、神秘的祭“财鄂博”仪式

上古时代，人们在社坛上从事测天、祭祀天地神灵以及求雨、祈农等政治及宗教活动，这是一个沟通天人的极其神圣的场所。“社”一般建立在坛上或者山丘之上，这样的坛就称为“社坛”。

按照郑玄对《周礼·大宗伯》中“以狸沉祭山川林泽”这句话的注释，上古时期人们祭祀神灵的方式分两种：祭山川时要将祭品埋在地下，称为“埋祭”；祭河川时要将祭品沉入水下，称为“沉祭”。埋祭也，增牛享羊馈。《国语》记载：“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根据《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袒祠。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盖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意思是古时候老百姓用鱼和豆类来祭祀。春秋季节修理祖庙，士有一座祖庙，大夫有三座祖庙，按时从事五种祭祀活动，没有家门以外的祭祀。现在，富人祭祀就朝拜名山大川，击鼓杀牛，演戏和耍木偶。中等人祭祀在大路上朝南搭棚子，在水上搭起高台，屠羊杀狗，吹奏乐器，贫穷的人用鸡猪五味，祈求保佑，散发祭肉，祭祀时车盖如云，挤满社场。不仅祭祀名山名岳，而且在墓所祭祀祖先，也椎牛为祭祀的牺牲品。

天祝县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毛毛山，藏语叫阿米盖年，山神名，历史上曾叫不毛山，分水岭、木茂山。海拔4070米，山顶有巨大的鄂博（祭祀用的经幡玛尼堆）登上毛毛山，北可观西天滩草原，南可瞰天祝县城。毛毛雪山犹如苍龙卧地，挺颈拱背，无限苍茫。每年九月至次年五月，覆盖着厚达数米的冰雪，远望犹如银蛇狂舞，壮美而圣洁，当地居民奉为圣山，每逢吉庆之日必具牺牲而朝拜。春夏之交，雪线上移，山体裸岩裂隙间，但闻流水潺潺，不见素练神韵。山腰间，灌木丛生，郁郁葱葱，密不透风。紧接灌木丛生长着的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古树虬枝，遮天蔽日，蔚为壮观。秋风吹过，向阳坡地一片烂漫，红红的野果挂满枝梢，如漫天的晚霞一般辉煌。山顶上有雪莲花，别具一格，成为山花之皇后。山林间有狍鹿、香獐、狼、狐狸、野兔等动物不时出现，还有蓝马鸡、野鸡、鹰鹫、云雀、雪鸡等鸟类栖息。各种中草药边布山野，有羌活、黄柏、沙参、黄芪、柴胡、党参、秦艽、唐古拉瑞香、冬虫夏草、贝母、半夏、荆芥等产量可观。林副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沙棘、蘑菇、草莓、木耳、野玫瑰花、羊肚菜等山珍美味，使人不觉馋涎欲滴，流连忘返，整个林区是一座大宝库。

董洪认为，原来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们用石头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逐步演变成祭山神、路神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天祝县哈溪镇友爱村的祭“财鄂博”的活动仪式至今流传，这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蒙古人改宗羌族祭祀活动形成的习俗。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器判断，天祝哈溪镇“埋祭”铜牦牛和两匹铜马说明祭祀对象超过了一般人的待遇，这儿既未出过皇帝，也没有建过皇宫，显然铜牦牛是祭祀“鄂博山”（毛毛山）的用品。

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面具

四.铜牦牛和三星堆文化的同族同源

蜀国历史悠久，初创于夏商之际，灭亡于战国晚期，前后沿续了1500多年。最早的蜀王蚕丛氏本是山地民族，是古代氐羌族部族的一支。三星堆文明震惊世界，是因为人们看清了这支文明空前绝后的高度，它不是仅仅依靠传说、文献或特意的夸张炫耀，而是依靠实实在在的考古发掘器物。那么多大型的青铜器，那么多精美绝伦的玉石器，那么多贵重的金器，都出在一个“偏远”的名叫蜀的远古文化遗址中，确实是个奇迹！

有资料记载，炎黄子孙的起源，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上古时期的两个重要民族，一个是古老的华夏族，另一个则是古老的羌族。华夏族经过千百年的吸收融合，逐渐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而古老的羌人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通过分化与融合，一部分融入汉民族，成为了汉民族重要的成员；更多的则是经过逐步分化，成为今天十几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源头，这些民族的族源史都与古老的羌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历史学家李学勤曾经讲道：“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应该说，甘肃东部的大地湾遗址一带和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是必须重视的区域。重庆市博物馆原副馆长邓少琴先生认为《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载“蜀之先蚕丛氏”源自甘肃青海河湟流域的氐羌部族，两者同属汉藏语系，这印证了董洪关于天祝铜牦牛和三星堆青铜器“同族同源”的结论。同时，甘肃天祝哈溪镇的“峡门台”和“寺崖台”两个“火葬台”，又为三星堆文化源于古羌人提供了新的佐证，加深了人们对建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