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中华时报》/中华新闻网讯 2021年9月6日（记者杨鉴旻/通讯员董文钦）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甘肃组委会《雪域天骄》电视剧筹备组制片人、甘肃华夏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筹）执行院长、甘肃省民盟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长篇历史小说《雪域天骄——凉州会盟演义》的第一作者董洪，采用他独创的“黑箱考古”理论，历时15年破译了明代重修凉州白塔寺碑文的自相矛盾之谜，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第一见证地“弘化寺”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凉州会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发现为甘肃以文化旅游为桥梁，推动“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和甘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撑点，对于深入开掘“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文化内涵，以及保护传承弘扬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以及反对“藏独”分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是中国西北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武威距离兰州二百余公里，古称凉州，是西夏国陪都，为13世纪时候蒙古皇子阔端王的封地。阔端王与迎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噶坚赞举行“凉州会盟”，元朝逐渐统一青藏高原，西藏正式纳入中国历史的行政版图。当今绝大多数人认为，位于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的白塔寺，是13世纪时西藏宗教领袖萨加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和蒙古汗国西凉王阔端举行历史性会谈的场所，成为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这处流芳千古的宗教胜地，在历史上曾是一处规模宏大、造型优美的佛城，在当时曾名震西陲，但后来屡遭劫难，以至后来只剩下一处高约7米的土堆和几块残碑。但是，出生在凉州区韩佐镇宏化村六组的武威文史研究者杨云鸿经过调查后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武南镇白塔寺在武威城东面，而韩佐镇的弘化寺在武威城东南方。由于号称“白塔寺”保护神的刘积泰喇嘛当了明代古碑的“搬运工”，所以当代的专家学者们误把白塔寺和弘化寺的位址混淆搞错了。由于百塔寺就是弘化寺，故而白塔寺不是百塔寺。元代将“弘化寺”强行“改宗”称之为“幻化寺”。萨班灵骨塔葬在弘化寺，而武南镇“白塔”可能是其他喇嘛的灵骨塔……白塔寺建于何时？寺中有多少座佛塔？它的原貌到底是啥样？这些均已成为遗留的千古之谜。

1996年，早已调入兰州的武威籍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开始创作以“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雪域天骄》电视剧本。2004年他又与王登友联袂改编为长篇历史小说《雪域天骄——凉州会盟演义》，次年在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雪域天骄》电视剧的摄制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的重大项目之一。2006年5月18日《兰州晨报》首先发表了《“凉州会盟”要上荧屏，李铁映任顾问》的重大新闻，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李铁映同志看了《雪域天骄——凉州会盟演义》后敏锐地指出：“要补充凉州会盟中汉族的元素。”于是，董洪开始重新搜集资料准备加工再版。历经15年的今天，他采用独创的“黑箱考古”理论，终于破译了在政教合一的“寺族”体制管理下，“弘化寺”和“百塔寺”以及“庄严寺”之间“上下院”的隶属关系之谜，不但揭开了“白塔寺”的神秘面纱，而且也使“弘化寺”终于露出了唐朝皇家寺院的真容，为40集的《雪域天骄》电视连续剧摄制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一、断限：元代还是西夏之前？

1993年天祝县县志办主任乔高才让在《中国藏学》第04期发表了《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考略》，文中称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阳汉文）中记载：“……俗名白塔，不知起于何代。”乔高才让翻译的《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阴藏文）中记载：“……是前朝古寺，不知建于何时，西夏时曾修葺。”2021年5月，武威文史专家王其英编著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武威金石志》中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塔院碑记》记载：“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粤考河西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始行开辟，而前此周为西戎地，秦初为月氏国，后为匈奴浑邪、休屠二王所据。若果诞王则在浑邪、休屠王之前，毋论周秦即夏商亦不可得而考也。此塔之创建不知经几千年，而重修加土添灰，经此番才四次。”2003年，白塔寺遗址保护维修工程和萨班灵骨塔复原工程以及“凉州会谈纪念馆”竣工综合碑文说：“始建年代早于夏、金、元之际……”明代碑文中称白塔寺是前朝“故寺”，西夏时期和元代阔端王都进行了“重修”，那么该寺建于何朝何代呢？因历史资料记载有出入，故而未得其解。1991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察了丝路古郡武威的文物遗迹，发表了《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一文，也未及时发现并解决百塔寺的断限矛盾问题。

1993年，甘肃省武威行署民政处的王宝元在第06期《青海社会科学》发表的《凉州百塔寺》一文介绍：“凉州百塔寺，建于元代，藏语称作谢尔智白代(shar sprul pas'de)，即东部幻化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部寺(百塔寺、金塔寺、莲花寺、海藏寺)之一。位于甘肃省武威市东南20公里武南镇刘家台庄。”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第06期《考古》发表《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一文中先依据明代碑文说“寺院创建年代不详”，但之后却又矛盾地指出：“1999年8-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和清理工作，这次发掘的重点是寺院内的白塔塔基（即萨迦·班智达灵骨塔），同时我们对寺院内的其他部分遗迹做了小面积的钻探与试掘。发掘总面积1527平方米，清理出元明两代的塔台基及清代重修塔院的残存遗迹，基本探明了百塔寺的布局（图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以及少量的瓷器残件等，并搜集了许多白塔寺早年出土遗物的资料。”由此可见，考古学家清楚地说明凉州区武南镇“白塔寺”建造年代不超过元代，在“白塔寺”断代问题上否定了古代碑记，这显然是明代碑文的第一个明显的错误。

1252年8月，凉州幻化寺（今白塔寺）萨班灵骨塔在今凉州区武南镇落成，由八思巴以新一代教主的身份主持隆重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由此可见，“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为一处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遗迹。白塔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这才是历史的真相。王宝元在《凉州百塔寺》一文中称，1927年地震时将班智达灵骨塔的合金顶震倒，塔身泥土有脱落，但尚有20米高的塔身。当地人谣谚：“谁人建起百塔寺，山门地下取钥匙，金银七缸八鏊子”。在此的影响下，解放后白塔寺被人们拆毁寻宝，塔土被当做肥料施进了麦田。人们拆出了佛经和小泥塔、铜钱等，但并未发现萨班灵骨及随葬品，王宝元猜测可能埋在塔基底部。

既然萨班法王刚到凉州时，武南镇“白塔寺”尚未建造，那么他们叔侄以何为“驻锡地”呢？当代绝大部分人认为，“白塔寺”由“幻化寺”更名而来，那么“幻化寺”因何得名呢？根据《甘露名典》（第二辑）一书收录的《萨迦班智达传》记载：“法王萨班与蒙古王阔端多次进行畅叙。当谈到《经部金光正法论》中记载龟没有毛之时，阔端为反驳此说，拿出一张一尺多长的皮子，皮子上长有长彩毛，请法王萨班观看。萨班说：‘此何曾是龟皮，此为水中之动物，即为菩提勇识论中所说的所有一切象龟之有形动物类的皮子。此原因很明显，一看即知，这张皮子上显现有千手佛和菩萨近侍八弟子之身像。’并指给大家看，使此地的众生很惊讶。阔端有点羞愧，准备报复一次，遂与众大臣商议，请魔术师们在一前所未有的地方幻变一座奇有之寺庙。此后，阔端对法王萨班说：‘你是被我召请来的一位贤者，看到你的胜妙功德，我非常高兴。现在一幽静地方有一圆满寺庙，特赐与你，请前往。’此后，法王萨班师徒和阔端主仆一同前往，当到达此地时，法王一看即知悉此为幻变之寺庙，遂祓除许多怖畏守门之鬼魔，并把开光之花撒向其他尊者身上。据传当时未破除之幻术，现在还能看到，故称之为幻化寺。如是萨班做出许多奇迹，使汉地之佛教日益兴盛。”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幻化寺”纯属“唯心主义”的产物，而许多学者却半信半疑，大部分群众也似信非信……但是，曾经在原武威地区文联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查证得知，幻化寺又称幻觉寺，当地人不仅把“喇嘛”称为“和尚”，还将“喇嘛塔”称为“和尚坟”，这表面看是藏汉杂居区百姓对藏汉两种佛教的糊涂认识，但实质却也是这一带佛教频繁“改宗”的真实反映。正如我国《山海经》中的许多神话如今已被考古所证实一样，说明它记载的并不完全是荒诞不羁的传说，而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地理著作。董洪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认为“幻化寺”的神话故事其实是一篇花教“改宗”弘化寺的精彩文艺作品。

清代同治年间“弘化公主墓”在武威的发现，为河西“弘化寺”发源做了最好的考古注解，但是为了证明这个“1+1=2”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少武威籍的文人学士还是做了艰苦地探索。2021年8月27日，郝厚璋和刘开柱首先联袂在“中国甘肃在线网”上发表《凉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绍说：“弘化寺位于武威市凉州区韩佐镇宏化村一组，内有古塔一座，为当地最高塔。该塔系多棱体塔，塔身为直线到顶，非圆瓶型，是典型的汉族样式。塔体为砖砌构建，从底到顶均用烧制大板砖。塔身颜色为板砖自然色，非涂刷色。整体形象粗壮博大，没有帽檐束腰等附加，也没有砖面雕饰等附加，原砖原色，简洁利落，粗朴大气，迥异于唐后塔式。”

董洪认为，武南镇百塔村地势平坦开阔，气候温和，为黄羊河水系杂木河下游冲积绿洲，属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兰新铁路、国道312线分别从其东西两面经过，车水马龙，显然不属于“幽静地方”。由于农历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五天为一候)，相加正好是108，所以从佛教角度来讲“108”不是数字，是“法天象地”的表法意象，象征“圆满”，是说“大、多、胜”的意思，在佛教中有很多“108”这个吉祥数字的存在。例如中国古建筑和寺庙建筑也爱用“108”这个数字：拉萨大昭寺，共有柱108根，廓殿初檐和重檐间，有精雕细刻的，狮头像108只；青海塔尔寺大殿经堂，有直径1米以上的圆柱108根；西藏桑耶寺周围的塔群共108座。

由此可见，不够“108”这个数字就不能视为“圆满”，萨班刚到时白塔寺尚未建设，故而也不符合“圆满寺庙”的条件。相反，清同治年间“弘化公主墓”被发现后，证实弘化寺所在地位于“阳晖谷”，位于今金塔河谷前沿扇状地带，也是山地与武威绿洲交错地带，日照充足，温暖湿润，历史上这里就是适宜于农牧的绝好谷地，而广大的山地则是良好的牧场。这里交通闭塞，是一个非常适合修行养身的“幽静地方”。并且弘化寺早在唐代就开始建设，萨班叔侄从西藏到来时已经出现“百塔”而成为“圆满寺庙”，完全符合蒙古皇室“赏赐”高僧大德“驻锡”条件。

董洪认为，萨迦花教在汉地的落地生根传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萨班在蒙古皇太子的支持下对庞大的“弘化寺”进行了果断地“改宗”， 不但没收寺庙财产属民，而且还封禁大部分汉传佛教经籍印版，并视许多坚守汉地“禅宗”教规的僧侣为“怖畏守门之鬼魔”予以坚决清除，对其他服从萨迦“花教”戒律的尊者重新“洗脑”，将无法改造的唐塔佛殿看作“未破除之幻术”，遗憾的保留汉族寺院的现状……2004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宗教研究中心的才让教授在第4期《西藏研究》发表《略述萨班在凉州等地的弘法事迹》也认为：“这则传说说明，萨班在凉州在向阔端等人传教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了阻力。与幻化师之间的斗法，似乎也暗示了萨班与其他宗教的竞争。”在蒙古皇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萨班叔侄的不懈努力，汉地之藏传佛教空前繁荣。郝厚璋、刘开柱在《凉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绍说：“该寺香客众多，香火常年不衰，法会仪式尤其隆重，每年农历五月初三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远道赶会的四方牧民人山人海。”

根据龙钦《甘露名典》（第二辑）一书收录的《萨迦班智达传》记载：“凉州还有一座寺院叫灌顶寺，是给阔端王传法的地方。萨迦班智达的姐姐若巴让姆长期闭关的寺院是莲花寺。以上这四座寺院各有不同的作用，身体不好，可以去有泉眼的海藏寺；幻化寺是皇家寺院，政治活动都在那里举行；大法事在灌顶寺举行；莲花寺主要举行结夏安居。”《新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 在唐朝，为后宫立寺是规矩，为公主立寺更是时尚。“资圣寺，崇仁坊。本太尉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复为僧寺”。“永寿寺，永安坊。景龙三年，为永寿公主所立”。“崇敬寺，静安坊。本隋废寺。高祖为长安公主立为尼寺”。傍陵墓置寺更是由来已久的惯例。“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侧置一寺”。“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

郝厚璋、刘开柱在《凉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绍说：“……弘化公主墓位于弘化寺西北，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青嘴喇嘛湾，两地相距约10公里。弘化寺乃弘化公主墓的配套建筑，是弘化公主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吐谷浑民族心目中的圣地，清朝以前其地香火之盛远及西域以至北方各地。……该寺的元宵灯会传统上是从正月十三开始，由来已久，别具一格，盛名远播，四处的汉民乃至镇番（民勤）的社火都赶来“朝龙口”，汉族风格与游牧民族风格交相辉映，人人喜气洋洋，一派民族团结的祥和气象，这种奇特是其他寺院很难看到的。”由于吐谷浑“大可汗”类似汉族的皇帝，弘化寺是主供慕容诺曷钵及其王后弘化公主的神坛，其“山门”便正是“龙口”的象征。

2003年8月8日，天祝县博物馆馆长李占忠在《青海日报》发表《吐谷浑王朝及弘化公主》一文称：“此后当地群众填塞了盗洞，使墓内公主遗骨及大批文物得以保存。同时，又在墓旁山岗上建造了公主庙，绘画了公主像，远近群众经常前往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不幸的是，这座庙宇毁于1927年的大地震。”由此可见，由于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改宗”，原始主供“神圣”究竟是何人？后来弘化寺僧侣们已经不知道了，当地群众也只好自建“公主庙”，绘画“公主像”，吸引远近百姓经常前往祭拜……

幻化寺并非因蒙古皇太子阔端王“赏赐”而成就“皇家寺院”的威名，那么弘化寺具体创建于何时呢？郝厚璋、刘开柱在《凉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绍说：“凉州弘化寺，始建于约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系专为弘化公主祭享所建，后演变为吐谷浑王室祭享场所，是吐谷浑陵区最主要的地表建筑之一。其建筑为唐式风格。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显而易见，唐代的弘化寺和元代的白塔寺以及明代的庄严寺，是不同时期创建的独立寺院，明代碑文中将三者混为一谈完全是错误的记载。

1997年武威日报社记者翟书元、赵国珍在第11期《民族团结》发表《守护一座塔：一个家族的十八代人》一文称，汉人刘积泰，人称刘喇嘛，法名族成坚措，今年70岁。根据刘家过去家谱的记载，他们的祖先，即百塔寺第一代管家刘班智却是土族。百塔村刘喇嘛自幼从天祝红沟寺出家。50年代末，刘喇嘛被迫还俗，娶了藏区土族女子柳氏为妻。刘积泰喇嘛为什么要刘家保持“纯正血统”呢？原来，土族由吐谷浑演变而来，而弘化公主正是吐谷浑的王后。〈宋〉《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百九十九曰：“吐谷浑主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宏化郡主以妻之。”他家世世代代是弘化公主的守墓人，还梦想“世袭管家”。刘积泰一家是百塔寺（弘化寺）“庙产”继承人，那么证明他是弘化公主的守墓人。

2001年2月，青海民院管理学系副教授韩官却加在该年度第1期《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发表《格鲁派在青海蒙古民族中早期传播及其作用》一文中说：“索南嘉措同俺答汗会晤时，盛况空前骤众十万余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上，他们以历史上的萨班与阔端、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为佐证，以共同回忆历史上蒙藏两个民族友好往来的事实，来抒发当今更应珍惜这一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于是在１５７８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派人到青海请索南嘉措到甘肃会晤，吩嘱索南嘉措劝说俺答汗率部返回内蒙古。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不仅应邀去了甘肃河西的弘化寺，而且应允劝说俺答汗返回，并给明宰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１５７９年成功的劝说俺答汗率众返回了内蒙古，并特派东科尔呼图克图云丹嘉措，作为其代表随同俺答汗到内蒙古讲经传法，同时也说明达赖喇嘛与明朝正式纳接了关系，使明朝确认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及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中的崇高地位，随后同中央王朝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深。”

董洪通过综合其它资料证实，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在河西“弘化寺”这一“皇家寺院”受到与元代八思巴同等的隆重接待，他不仅仿效前代“凉州会盟”在弘化寺与甘肃巡抚侯东莱进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之后还依照萨班的行迹前往张掖参观了著名的马蹄寺，在甘州衙门“二堂”驻锡时才向张居宰相正写了信函。由此可见，弘化寺不仅是萨班叔侄的“驻锡地”，而且是元明“凉州会盟”的第一见证地。

二、方位：武威城正南还是东南？

众所周知，我国高中历史课本上著名的“凉州会盟”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武威的“百塔寺”。但该寺院究竟位于武威的何处呢？明正统十三年九月所立的《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清楚地记载了天梯山石窟当时的基本状况以及“常住田地四至”范围，这是今天修复石窟和划定保护区范围的重要依据，但是《重修凉州白塔志》却对“常住田地四至范围”只字不提，令人匪夷所思……大部分人说百塔寺又名白塔寺、幻化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庄严寺，位于武威市东南40里的大河乡张林寨村（今武南镇百塔村）。例如1997年武威市博物馆胡宗秘馆长在第01期《丝绸之路》杂志上发表《凉州白塔寺》称：“萨班灵骨塔基白塔寺，又名幻化寺、庄严寺，在今甘肃省武威市东南２０公里的武南镇白塔村。据说历史上百塔寺是十分兴旺的，是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主持修建的，1927年百塔寺毁于大地震，现在的百塔寺是2001年起新建的了，只是在塔林后面有一处遗址，还是旧物，据说是安放萨班舍利塔的原址。在园内中心位置是纪念萨加派四世祖萨班的舍利塔，塔底埋葬了萨班的大部分舍利和经书等。”该“方位”观点以何为据呢？

明朝宣德年间重修百塔寺时曾留下两块石碑，这是确定白塔寺方位的有力证据。古碑一度曾被武南镇刘家台庄的村民用来磨刀，最后还是刘积泰喇嘛背回家保存至今，显然指责刘积泰喇嘛从弘化寺“搬运”而来是一起冤案，这完全属于臆测。根据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阴藏文）的记载：“<白塔>在城<凉州>东南四十里……大明宣德四年，藏僧妙善通慧国师索南坚赞每来寺址，发愿募缘修复佛殿和宝塔。呈报朝廷，皇上赐名日庄严寺。”《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阳汉文）中记载：“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白塔……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 名曰庄严。”由此可见，碑文中记载御赐“庄严寺”就是“白塔寺”。

但是，清乾隆年间武威籍著名学者张玿美主编的《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条云以“寺名百塔寺，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大清一统志》记载：“百塔寺，在武威县城东南二十里，有塔。”张玿美编纂的《五凉全志》记载：“百塔寺，东南四十里，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如同“青嘴湾”和“喇嘛湾”合称为“青嘴喇嘛湾”一样，当地人也将“庄严寺”和“弘化寺”合称为“庄严弘化寺”，其原因是两者之间距离很近。于是，谙熟故乡地理的张玿美又在《五凉全志》中记载:“庄严寺，城南四十里。”因明代碑文记载“庄严寺”就是“白塔寺”，矛盾中的张玿美只是修正了“庄严寺”的方向而未更正其距离，故而留下了历史记载的破绽……由此可见，清代同一人编纂的地方志早就证明二寺方位不一致且相距甚远。更有甚者，清代苏铣的《凉镇志》大胆地推测:“庄严寺，旧静觉寺，城南六十里。”外埠有人竟据此断定武威有两个“庄严寺”？2003年白塔寺维修复原竣工综合碑文再次纠正说：“白塔寺，又名百塔寺，藏语称夏珠巴第寺，意为东部幻化寺，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称凉州）城东二十里……”其中再也不提“白塔寺”就是“庄严寺”了。由此可见，“庄严寺”并非武南镇“白塔寺”，这是明代碑文的第二个明显的错误。但是，杨云鹏和该碑文观点一样，都认为武南镇白塔寺在武威城东面，对此自幼在武威长大的董洪不敢苟同。

吐谷浑后人大多数已与各民族融合，少数没融合的则保留为现代青海的土族，其中甘州“裕固族”就融合了一支吐谷浑人，他们对河西“弘化寺”的记忆没受藏传佛教“改宗”的影响。2015年10月12日，有位佚名的学者在网上综合民族学者的观点发表《裕固族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一文指出：“喇嘛教（藏传佛教）盛行，应在13世纪蒙古西征后的萨里畏吾时期。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蒙古贵由元年）统帅西北大军的蒙古皇太子阔端（窝阔台之子），邀请西藏地方实力派首领、藏传佛教萨加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在今武威举行著名的“凉州会谈”。从此西藏统一于中国,蒙古贵族率先信奉藏传佛教萨加派。阔端在凉州修建弘化寺，作为萨班驻锡之地，萨班在凉州弘扬佛教约10年，卒于凉州，建灵骨塔于弘化寺。这对佛教萨迦派在甘青各族人民中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对萨里畏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河西“弘化寺”位于何处呢？《武威县行政区域图》（1975年绘制）标作“红花寺”。《五凉全志校注》（1999年6月版）：“弘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武威县志》：“宏化寺，城南四十五里。”〈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陕西通志》：“宏化寺，在武威县，城南四十五里。”显而易见，凉州城南45里的弘化寺和距离弘化寺100米处的庄严寺以及位于凉州城东南40里的白塔寺，是属于截然不同的独立寺院，明代碑文中将三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记载。

三、塔林：49座？50余座？100座？108座？

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阳藏文）中记载：“此奉置舍利子之塔，因由帝师八思巴建立后以兵灸而荡然无存。”明宣德五年（1430年）《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阳汉文）中记载：“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资颓毁殆尽，瓦砾仅存。”明宣德六年六月《建塔记》记载：“清信奉佛肃府内臣黄潮宗，法名福聚，感戴四恩覆荫，三宝维持，无由答报，谨发诚心，喜舍资财，于凉州重兴百塔寺内，命工起建菩提宝塔一座。”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塔院碑记》记载：“缘建白塔，将板只达金身灵骨装入在大塔内。其余众塔，俱有舍利。”2003年白塔寺复原维修竣工综合碑文说：“白塔寺及白塔曾先后于元、明、清多次复修，惜于1927年毁于大地震，所幸萨班灵骨塔基尚存……”既然明宣德五年碑文才记载小塔只有50余座，那么明宣德六年的碑文怎么就能突然记载为“百塔寺”，试问间隔仅一年其余50余座白塔从何而来？莫非索南坚赞又模仿萨班法王施展了“幻化”的法术？

学者简介：董洪是“收复新疆，论功第一”的清民族英雄董福祥族裔，又是“黑箱考古”理论的创始人和国家级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奠基人之一。1992年因破译“金马张”是铜奔马设计大师张江之谜而一举驰名海内外。他先后《甘肃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报》、《飞碟探索》、《档案》、《河西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过学术论文多篇，新华社曾两度向全国50余家晚报发通稿予以报道，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瞭望》（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侨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等60余家报刊、电台、电视、网站大力宣传。曾兼任过“纪念铜奔马出土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