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张磊和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历史学博士杜常顺在第2期《佛学研究》发表《元明清凉州百塔寺及其僧团史实考述》一文记载：“萨迦班智达圆寂于东幻化寺后，在其侄八思巴的主持下，在寺内修建了供奉萨迦班智达舍利子的灵骨塔，‘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值得注意是，此处所载白塔的数量，与前文所引《五凉全志》中“内有大塔，周环小塔九十九”的记载有较大出入。据《安多政教史》 载：‘这寺的被称为一百零八座的佛塔群中确有大小不等的许多佛塔，但是人们却数不清，因为是空行化身佛塔，幻化寺之称据说就由此而得云。’同时转引达隆巴的《寺志》的记载：‘尊者（指华丹巴）和随从十人用一整天的时间，以各种方法计算了塔数，然而没有得到一个确切数字，多次出现了四十八、四十九这个数字，因而流传有四十九座佛塔的说法。’华丹巴和随从用一整天统计出的四十八座、四十九座的塔数，就与《重修凉州白塔志》所载的五十余座的塔数极为接近了。由此可见，百塔寺的百字，并不是实数，只是形容寺内白塔众多的虚数。《五凉全志》 中 ‘内有大塔， 周环小塔九十九’的记载应该只是民间的附会之说， 并不能反映寺内白塔的真实数量。”

根据1994年冉光荣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一书记载，唐熙时，达隆华丹土登嘉措应召赴京，封大喇嘛，授权管辖天祝等地十多个寺院和十八个部落，达隆寺御赐“护国寺”，建筑宏大，兴盛时僧众达一千余人，影响很大。《安多政教史》成书于1865年（清同治四年），作者是夏河拉卜楞寺的扎贡巴·贡却丹巴饶吉，这本书记载白塔寺塔林数目时曾引用过堪钦达隆华旦的《凉州四寺志·极净明镜》一书中的记载，说明此时白塔寺塔林数目依旧没有较大的变化。

《安多政教史》中所说“空行”又称勇士空行，梵音译为“荼吉尼”（DAKINI），意为在空中行走之人，是藏传佛教中一类特殊的神祇。在性别上，空行包括男女两种，男性称为勇士，女性称为空行母，是一种介乎天人之间的女性神祗，夜叉鬼之类，她有大力，可于空中飞行。在等级上，空行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世间空行，或称业力空行;一类是出世间空行，或称智慧空行。世间空行主要起护持佛法的作用，而出世间空行可以作为众生修行依止的对象。由此可见，白塔寺有“108”座灵骨塔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清代达隆寺尊者华丹巴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否定了明代古碑中关于“百塔寺”的错误记载。

塔阵到底有多少座白塔，当时究竟有没有人知道？当地人解释说，因进入塔林就迷失方向，总也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座塔？曾经有一位农民，为了数清楚这白塔阵中到底有多少座白塔，每数完一座塔，便在塔顶戴上一顶草帽，没曾想，在即将数完白塔数量的时候，天边刮来一阵风，把戴在白塔上的草帽吹掉了，农民花了半天力气一下子全白费了，他很是伤心……当天晚上，农民梦到佛祖跟他说，塔的数量并不重要，只要心中有佛，便是圆满……由此可见，白塔寺的塔数就有49、50、100、108几种说法，究竟哪个准确还要详细的考证研究。

少林寺塔林是历代少林高僧的坟茔，现存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砖石墓塔240余座。少林寺塔林是我国现存古塔群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古塔群，这里的塔高一般在15米以下，由一级到七级不等，各塔的高低、大小、层级、形制是根据和尚生前在佛教界的地位、佛学造诣、僧徒数量、威望高低、经济状况及历史条件而定的。据杨云鹏证实说，小时候看《少林寺》露天电影时候，他奶奶就曾指着“少林寺”中的塔林轻蔑地评价：“把这个少林寺的塔还没有我们裝嚴弘化寺的塔多哩！”阔端王向萨班法王称赞“幻化寺”为“圆满寺庙”，由此可以判断只有“弘化寺”早已达到了“108座”的“圆满”数字，并非“民间附会”和“虚指”。由此可见，超过108座灵骨塔的弘化寺和仅有50余座灵骨塔的白塔寺，是属于数量不同的独立寺院。白塔寺与弘化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明代碑文中将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记载。

四、规模：240多亩？277亩1400亩？

对于白塔寺的规模，历史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据张玿美主编的《武威县志·建置志》寺观条记，该寺院范围“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半”，周长八里，以此计算占地1400多亩，近似县城规模。二说寺院南北440米，东西420米，占地面积277亩，城墙宽4米，高8米。三说寺院“占有面积为十六石多地，折合新亩约二百四十多亩”，城墙高约6米多。这三种说法后两种比较接近，但究竟那一种正确，还要进一步考证。《甘肃武威市白塔寺遗址1999年的发掘》一文称：“该遗址内还发现有寺院围墙、殿基、蓄水池、窑址、小墓塔等遗迹……根据这些迹象，可以初步断定，围墙平面呈方形，南北长约430、东西宽约420米。可知寺院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参见图二）。”

但是，1993年王宝元在第1期《敦煌学辑刊》发表的《白塔寺考察记》却清楚地记载：“及众耆老座谈，共同到实地查看，搞清了佛城与寺院的底细，并绘制了复原图。佛城南北440米，东西420米，占地面积277亩，计184800平方米，城墙宽4米，高8米，夯土筑成，开东西南北4座城门，周围筑有八座烽墩拱卫。该城于解放后被毁。百塔寺建在城内西部，余为附属建筑、塔林、松林和寺院耕地。寺院占地面积40亩，即26640平方米，座北向南，建有山门、钟楼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由此可见，把“凉州佛城”与“白塔寺院”混为一谈是当代考古学家最大的失误。

白塔寺属于萨迦派寺院，其中各建筑物的布局，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书中把它分为三部分：一为上院，迎山门而居中，为萨班金身灵骨塔；二为上院，居寺院北面，有大雄宝殿、过殿、钟鼓楼等建筑；三是塔林，在大塔南面，是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排列无序而又基本相似的宝瓶式小白塔。而有的书中描绘的布局是寺院坐北向南，进山门后，依次建有钟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寺前为松树和塔林，左右有官邸、僧舍、戏楼和店铺，这一部分为后寺。由后寺南行90米为前寺，建有萨班大殿、萨班灵骨塔、三宝殿、山门等。寺院为两部分，和前面所述的布局有所不同。白塔寺内的布局到底是什么样子，这需要经过认真考证研究后，才能还白塔寺以真实的面目。

皇家敕建的寺院均可称为“皇家寺院”。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当时仅二十四院之一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唐代诸帝笃信佛法，对舍利虔诚供养，寺院大小乘并弘，显密圆融，使法门寺成为皇家寺院及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幻化寺以何显示“皇家寺院”的风范呢？该寺原有祭田120石（音dan），而白塔寺院总面积却只有40亩，即26640平方米。公元1884年，玛尼夏茸所著的《凉州四寺志》记载，至萨班逝世八思巴主持百塔寺时，这里已有僧人一万多人。根据龙钦《甘露名典》（第二辑）一书收录的《萨迦班智达传》记载：“幻化寺规模最大，一个大殿可以容纳下约1万人。很多学者不相信，直到后来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个石狮子头，张开的口可以走进一个人，由此可以推测幻化寺的规模多么宏大。”2003年复原的“百塔寺”既没有出现可以容纳下万余人的大殿，也没有摆放张开口就可以走进一个人的石狮子头，由此说明“白塔寺”并非“幻化寺”。杨云鸿证实说，凉州区古城乡范寨过去有大型的石山，其中有凿石的巨大石坑，似乎是为了雕刻巨型的狮子，地址大概是上河村……

2007年9月，林移刚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论藏族和纳西族狮崇拜的起源》记载：“西藏自治区穷结县有一赞普墓，墓前有石狮一对。相传在文成公主的督导下建成的西藏大昭寺，其主体建筑内廊的檐下有成排的高约1米的木雕狮子。甘肃夏河拉卜楞寺是一座藏式寺庙，寺顶有滚金铜狮驮宝瓶的雕饰。青海塔尔寺的菩提寺旁有一对狮子，形体瘦小，高约1米，仅头部有一点狮子的特征。”镇宅狮多为单只，体型不大。典型的镇宅狮既不踏幼狮，又不踩绣球，一般放置在宅院内，或镶嵌在院墙、影壁中及门楼上。藏族寺庙的镇宅狮一般放置在塔檐上，内蒙古欧式石狮子，则称为镇塔狮。由此可见，门口摆放巨型石狮子绝非藏族寺庙的风格。

2015年11月3日，甘肃古浪的陈念祖在“新浪网”上发表《元朝第一国师八思巴》一文中说，“凉州会盟”之后，八思巴一直生活在凉州。到他十七岁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郊外的弘化寺圆寂。临终之明，任命八思巴为他的法位继承人，也就是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的教主，即萨迦派第五祖。该文论述有力说明萨班叔侄的“驻锡地”在河西弘化寺。

武威历史上存在“名副其实”的“百塔寺”吗？郝厚璋、刘开柱在《凉州弘化寺考》一文介绍说：“大塔远近有小型塔林，聚作三两丛，每丛数量不等，塔型亦如大塔作多棱体塔，高约一二人不等，均为板砖自然色。大塔与塔林相比，砖的新旧、色感、风化程度及形制、大小、厚薄差别明显。大塔风化较重，剥蚀较多，其砖已呈泥灰色，略泛白，砖渣入手易碎。塔林砖色呈灰暗，略显黑，砖渣入手较硬，其古旧程度、剥蚀程度较新、较轻。塔林之间、小塔之间也有新旧、大小的差别，邻近大塔的更为古旧一些。”显而易见，占地1400亩的弘化寺和占地277亩的白塔寺佛城以及占地40亩的白塔寺院，是建设规模不同的独立寺院，明代碑文中将三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记载。

五、揭开“弘化族”神秘面纱

“幻化寺”原寺名叫什么？因敕封时间久远，传续情况不可考。由于缺少历史资料，至今不得其解。当今大多数人都以为，出生于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六组的刘喇嘛就像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王圆箓一样，一辈子守护在百塔寺。文人笔下也将刘积泰描写为“白塔寺守护神”或“历史保护人”。其实不然，据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二组一位80岁的裴姓老者向杨云鸿揭发说，家住百塔村六组的刘积泰自幼在天祝某寺院出家，根本没有在刘家台庄的“百塔寺”做过一天的喇嘛。原来，该老者有个本家被称为“裴狮滚子”，解放前也曾在弘化寺出过家，因此对弘化寺和白塔寺的关系了解的比较清楚。武威影视工作者裴国宝向董洪证实，杨云鸿调查的对象正是他的父亲，关于提供的刘积泰当喇嘛的一生经历基本属实，但他对杨云鸿由此而“大胆”得出“惊人”的结论也不敢苟同，同时也不愿意透漏他父亲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明白揭示真相必然会引来“暴风骤雨”……董洪也认为，史载1927年农历4月23日，武威古浪发生8级大地震，白塔寺的塔林被彻底摧毁，寺院也被荡为一片废墟。刘积泰是该年度农历5月23日出生的，9岁时便离开父母到了红沟寺出家。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百塔寺一直也未能修复，他怎么可能一直守护在萨班的灵骨之侧呢？

2021年8月8日（星期天），董洪亲自采访凉州弘化寺末代方丈之子柴举元，他证实其二爷爷就是弘化寺的大管家，其父亲柴国明14岁时就继承了方丈的衣钵，坐上了弘化寺的方丈的宝座。凉州区韩佐镇宏化村一组75岁的韩万琪老人也向杨云鸿补充说，柴国民父亲就是弘化寺的“长老”，他家的柴国华也与刘积泰一样，同在天祝红沟寺当喇嘛。

弘化寺方丈后裔柴举元说，柴家世代居住在弘化寺，由于文革中被迫将藏在墙“夹皮”中的“家谱”（包括《寺志》）等资料销毁，故不知祖先是何民族，从哪一辈起担任方丈也已说不清楚了。但刘积泰喇嘛正是其父柴国明方丈的弟子之一，解放后他还一直将柴氏当做“娘家”。弘化寺一有法事，总是请刘积泰前来参与。柴举元还说，解放前弘化寺管理着凉州、永登（包括天祝）一带的19座寺院，凉州城关镇和东郊外的大柳乡一带都有弘化寺的庙产，该寺由于势力扩张的年代久远故而其管理的地理范围很大！由此可见，弘化寺和白塔寺、庄严寺等寺院形成了“上院”和“下院”的隶属关系。这如同“达隆噶举派”1276年（南宋景炎元年）又派僧人桑杰温都类乌齐地方建类乌齐寺，为该派在康区的主寺，称为“下塘”，称母寺达隆寺为“上塘”一样。

人们不禁要发问：是刘积泰喇嘛要刻意隐瞒自己坎坷曲折的经历？还是前来调查的地名和文物工作者从来也不询问刘喇嘛坎坷曲折的身世呢？而且身处凉州的刘积泰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天祝当喇嘛呢？刘积泰作为天祝红沟寺的喇嘛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保护凉州百塔寺的古碑呢？显然，刘喇嘛的身世之谜是打开“百塔寺之谜”的一把金钥匙。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大力扶持萨迦派，相应的甘肃藏传佛教这一时期也是萨迦派最为活跃，萨迦派高僧在甘肃藏区建立了许多萨迦派寺院，例如在宁玛派寺院基础上建立起来卓尼寺，以及卓尼寺的五大属寺之一岔道尔寺，跋喜电尕寺等。除了萨迦派自己兴建的寺院外，也有一部分由其他教派寺院改宗成为萨迦派寺院的，例如噶举派的极乐寺，汉传佛教寺院甘州的大佛寺、凉州的海藏寺、天祝的天堂寺等等，所以甘肃藏传佛教的重大发展主要是蒙元时期。萨迦“花教”规定，“长子继承教权，弘扬佛法；幼子继承族权，繁衍子孙”，这是款氏家族惯例，后来形成了“僧侣世袭”制度。

早在南宋宋宁宗嘉定年间(约1211-1215 )，出身于西纳部落的西纳格西及其家族成员去上都投靠成吉恩汗(1162 -1227)，受到器重。此后，出身于该家族的第一代西纳喇嘛喜饶益希曾为护送八思巴(1235-1280 )回藏受戒之侍从，元朝授职为宣政院院士，赐给其家族成员西纳贝本三道虎头牌，封为宗喀万户，统治今湟中及大小峡一带湟水谷地，这与明代御赐青海“弘化寺”扩张河州“弘化寺”的情形一样，说明“寺族”制度早在元代就已出现。

2007年5月1日，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曹树兰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刊）发表《明清时期河湟流域寺族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指出：“寺族”是明清时期在河湟流域特有的一种以寺院为中心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藏族部落组织形式。2016年11月03日，冶廷林在《海东时报》发表《历史尘烟里的民和赛马》明确纠正说：“弘化族在元朝时是西纳万户管辖的小族之一。”由此可见，早在元朝时就形成了以凉州“弘化寺”为核心的“寺族”，在萨班叔侄“驻锡”指挥下向四面八方扩张。元代“幻化”和“弘化”二寺名并存，这也是“幻化寺”原名“弘化寺”的铁证。董洪认为，由于“避讳”的缘故，清代将“弘化寺”更名为“宏化寺”，尽管后来寺名恢复原状，但地名依旧保留至今。

2001年，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历史学博士杜常顺在第1期《青海社会科学》发表《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一文认为，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接作用于地方政治和经济领域。此类寺院入清后渐趋衰落，但其影响犹存。由此可见，“白塔寺”与“弘化寺”均属于“家族性寺院”。

张磊、杜常顺在《元明清凉州百塔寺及其僧团史实考述》一文总结指出，凉州百塔寺是元明清三代河西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大寺之一。元初，阔端王为安置西藏萨迦派第四代座主萨迦班智达，修建了百塔寺。由于萨迦班智达及其侄八思巴与元朝皇室的密切关系，使得该寺宏盛一时。然而在天灾与战乱的摧残下，明初的百塔寺已几成废墟。宣德四年，在妙善通慧国师索南坚参的主持下重修了百塔寺。由于索南监参为首的僧团与宫廷以及河西地方政要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百塔寺在明中期达到鼎盛。明末清初，由于甘青地区藏传佛教格局的重大变化，百塔寺失去了元明时期在地方社会中的显著影响力，以至于出现了“我中国之人特未知耳”的冷落局面。

吐谷浑的“流亡政府”最初定都在何处呢？根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记载：“凉州有浩门河，六谷、吐谷浑所居……”其中“浩门河”是指今大通河流域，地势险要，宜耕宜牧。但是，2001年王其英主编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武威金石录》中《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记载：“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2020年08月13日，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馆长在《甘肃日报》发表《神秘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指出，根据慕容君(煞鬼)墓志铭记载：“葬于凉州神鸟县天梯山野城里阳晖谷之原”。根据慕容公（曦光）夫人墓志铭记载：“迁葬于凉城南三十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清代大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收录了北凉著作佐郎段龟的《凉州记》后加按语说：“昌松县有鸾鸟城，魏改为神鸟县，张轨时有五色鸟集于其处筑城。[艺文类聚]”

2021年沙武田、陈国科在第2期《考古与文物》发表《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总结性指出：“武威南山是吐谷浑王族墓地所在，是吐谷浑灭国之后的‘先茔’地。之所以选择凉州南山为其王族‘先茔’，是因为这里一直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而这些吐谷浑王族墓均位于山梁上的选址特点、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五代末期，以“定难军”为首的党项羌逐渐显露独立倾向，威胁陕西腹心，处于党项羌背后的凉州吐谷浑余部因此而发挥出重要的战略军事意义，后周为此破例封赏，以加强吐谷浑余部的力量来牵制党项羌的分裂活动。根据《五代会要》卷30《吐蕃传》记载：“周广顺三年九月，河西节度使申师厚奏，吐蕃首领折逋支等请加恩命，其月，以吐蕃左厢押蕃副使折逋支，右厢崔虎心，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阳妃谷大首领沈念般授怀化大将军，左厢大首领，于悯笃为归德大将军，没林葛于、疑卢伴、折逋罗穷并为怀化大将军，右厢大首领……”如同当地人把“庄严寺”误称为“庄园寺”一样，由于“晖”和“妃”发音相近，一般人都认为“阳妃谷”就是“阳晖谷”，也即今金塔河山涧的水源河谷地带。五代时期，由于政权相继更替，对西北边陲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不能抚有其众”，故而凉州地区出现了“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的半独立性质的政权。董洪从“沈念般”这个似汉非藏的奇怪名字，推测这位“大首领”可能就是一位吐谷浑贵族的后裔。

一般认为，六谷部又称六谷吐蕃，定都凉州，历150年，是唐朝灭亡到西夏时期独立的政权，主要由吐蕃和凉州人组成的部落群，又称“六谷蕃众”或“六谷蕃部”，公元842年吐蕃瓦解后在凉州逐渐形成的吐蕃政权，是五代十国和宋朝初年定都凉州的独立政权，直到被西夏攻灭。六谷部是凉州附近以阳妃谷为主的六个山谷聚落，因此而得名。宋朝不但破例赐予大量弓箭和兵器，而且当六谷部爆发瘟疫时，也曾赠送名贵药材等76种。凉州产良马，是宋朝军马的重要供给地，六谷部向宋朝或朝贡或贩卖战马，每次达数千匹之多，而宋朝则以彩缯和茶叶交换。1998年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赵学东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发表《论凉州六谷部的兴起及其与北宋的关系》指出，宋初时六谷与周围部落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联盟政权（居民主要有吐蕃人，此外还有回鹘、党项、汉人等）。

2018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刘建丽在第6期《中原文化研究》发表《北宋对西北吐蕃的文化措施》指出，寺院作为佛教重地，既能凝聚吐蕃人信仰，又可展现吐蕃文化，于是广建寺院就成为宋王朝羁縻笼络吐蕃的重要措施。凡是吐蕃部族为修建佛寺所要求的物品，宋王朝一概赐予，竭力满足他们修建寺院的要求。当时西凉府（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有洪元寺、大云寺两座寺院，都需要修饰。潘罗支在继承喻龙波政权后的第三年即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为了修缮洪元寺，“乞给工匠及购金碧绢彩修缮之”［7］方域二之一九，要求宋朝遣派工匠以及赐予金碧绢彩。而当时宋王朝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而仅赐予物品。洪元寺的修缮在潘罗支时代并未完成，而后由其弟厮铎督继续完成。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厮铎督“又贡马求金彩修洪元寺”，宋王朝“诏如所求赐之，还其马值”［7］方域二一之二一。潘罗支在修缮洪元寺的同时，还请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西夏感应塔碑即在大云寺，《铁桥金石跋》卷四西夏《皆庆寺感应塔碑》有“石碑在凉州大云寺，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载。《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载“大云寺，东北隅有塔，晋张天锡建”。上述可知，大云寺是唐以前的一座寺院，更是充分反映了西凉府吐蕃对佛教的尊崇。

由此可见，刘建丽教授否定了关于“洪元寺、洪元大云寺、洪元佛寺应是洪源谷大云寺之略称”的观点。董洪推断，“洪元寺”内含“洪荒元始”的意蕴，说明该寺创建十分年代久远。从宋代西凉府“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将其与唐代武则天时代武威“大云寺”并列为共同维修的破旧寺院举动来看，似乎是吐蕃掌握“六谷部落”大权后也发生过一次“改宗”行动，这与元代阔端王维修然后赐给萨班法王的“改宗”类似，证明“洪元寺”至少是唐朝或以前的一座寺院，同时这与《重修凉州白塔志》（碑阴藏文）中关于“西夏时曾修葺”的历史记载相吻合。

唐代夫妇合葬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唐人诗词和墓志对夫妇合葬记载颇多，“生则移天，死惟同穴”或“生乃宜家，死则同穴”。凉州民间传说弘化公主墓所在的“青嘴湾”原名“亲嘴湾”，当地人用最通俗的词汇概括了吐谷浑可汗与弘化公主“和亲”的故事，后世文人以为“亲嘴”不雅，属于下里巴人之语，遂改为“青嘴”流传至今……但是，同汉族百姓的美好愿望恰恰相反，由于吐谷浑风俗与内地迥异，凉州南山的吐谷浑王族墓实行“夫妇异穴合葬”，且不在同一茔园，其实是吐谷浑本民族的习俗，并没有延续唐人习俗和制度。诺曷钵大可汗陵所在的岔山村和他的妻子弘化公主墓所在的青咀湾直线距离约15公里，相距甚远，所以王其英编著的《武威金石志》中《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记载：“吾王亦先时启殡，主乃别建陵垣。异周公合葬之仪，非诗人同穴之咏。”董洪认为，弘化公主又名“光化公主”，这可能是“阳晖谷”逐步变更为“阳妃谷”而流行起来的历史依据。当地民间牧羊人中还流传说，遍地盛开的马莲花就是弘化公主变的美丽花朵……凡是种种均寄托当地人民群众对不远万里“和亲”大唐公主由衷的怀念之情……

跟据英藏敦煌吐蕃文书Vol.69，fol.84《吐谷浑国编年史》所记，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在唐朝灵州地区延续国祚，而在吐蕃统治下的青海、甘肃祁连山南部地区仍存在着一个吐谷浑汗国……2021年07月26日，一位佚名的学者在“搜狐网”发表《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一文分析指出：“于此，除把凉州南山作为其先茔之外，也应该是充分考虑到这一带当有未迁走的吐谷浑部落生活，他们是守护这些王族墓园和‘大可汗陵’的基本人群。”公元11世纪是藏族佛教史上的后弘期，佛教由原来被排斥的位置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在上层统治者中站稳脚跟，也在广大吐蕃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寺院与僧侣成为权力与神圣的象征。根据“阳妃谷大首领”变更为“六谷部大首领”这一事实，董洪推断“阳妃谷”还是“六谷联盟”政权的首都，所以“洪元寺”应为弘化寺。

王宝元在《凉州百塔寺》一文中介绍：“其先为刘家佛贡于仓，担任过呼图克图，管辖百塔、安国、莲花寺，圆寂于百塔寺，大经堂西建有刘家佛灵骨塔……”该文中还称：“此外，在民间发现黄绢墨术挂屏8幅，系道光十五年当地僧民为马禅师七十寿辰送的贺帐。文中提到‘禅师声闻籍甚，名震姑臧（武威古名）。’说明清道光时，百塔寺仍异常繁盛。民国年间，百塔寺僧众的唢呐，吹遍武威城大街小巷，无与匹敌者。”其中“禅师”指和尚之尊称，“唢呐”为“禅宗”吸收的道家法器。这说明“白塔寺”至少在道光十五年就再次“改宗”为汉传佛教寺院，刘积泰祖先“光伏祖业”后也开始融化进汉族大家庭。

既然刘积泰喇嘛的祖先是“土族”，那么“土族”从何民族演变而来呢？大多数学者主张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柴氏“住持”和刘氏“管家”皆属于“世袭”的僧钢，柴国民方丈与刘积泰喇嘛存在亲密无间的“师徒”关系，柴氏如同刘氏的“娘家”，从“寺族”的角度分析，柴刘两家均可能为“土族”人家系吐谷浑的后裔。僧团是依戒律管理而成就出家人修行办道的团体，柴氏和刘氏的关系是不分彼此的“僧团”，“百塔寺”与“弘化寺”是同一“僧团”所属的共同资产，柴刘两家分别是“弘化寺”和“百塔寺”庞大“庙产”的继承人和弘化公主的守墓人。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出现过“佛教内部博弈”的原因，一些“宗教狂热”地僧侣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将“白塔寺”和“庄严寺”以及“幻化寺”三个不同时期、不同方位、不同规模、不同风格、不同历史的寺院“装藏”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长达近600多年无法揭开的历史文化谜团。但是，后世考据学者均以明清“官碑”为据，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认为否定古碑记载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从而形成了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弘化寺遗址今所存唯古柏2棵、古桑1棵、烧毙古核桃树6棵、古槐数棵而已，树围均一二人合搂。此外，弘化寺还有“地宫”被填埋，如果“地宫”发掘将会引起政府部门关注，这对国家立项投资修复具有重大意义。

董洪独创的“黑箱考古”理论是西方系统论和中国考据学结合的一种独特方法，其中的“黑箱”是“只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的系统”，董洪据此分析“弘化寺”文明的变迁史认为: :第一，从“整体性原则”看，“弘化寺”类似现代俗人眼中的“母公司”，而“白塔寺”类似“子公司”。尽管弘化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具有见证历史事件和保存文物的历史唯一性，但其与“白塔寺”在历史上已经不分彼此，最终形成了庞大而引以为荣的“僧团”。第二，从“相关性原则”看，“弘化寺”是汉传佛教属于“显宗”寺院，“白塔寺”是藏传佛教属于“密宗”寺院。尽管“大乘”和“小乘”的主张不同，但二寺皆属于“普渡众生”的佛教派别寺院。二寺不但皆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畏兀儿等民族的历史丰碑，而且也同是“凉州会盟”这一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见证地。2001年5月，“白塔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而“弘化寺”必将“一荣俱荣”。第三，从“层次性原则”看，“弘化寺”属于“上院”，“白塔寺”是属于“下院”，二寺存在上下隶属关系。2000年白塔寺修复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十五”期间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如今该寺现已拔地而起；但如果压制和排斥弘化寺的修复，那么必将割断民族和宗教以及文化的历史，所以相互责怼必将“一损俱损”。第四，从“结构性原则”看，历史上以“弘化寺”为核心形成了“弘化族”，2007年“白塔寺”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该寺的原真性维修不仅体现了汉藏蒙土一家亲，而且还是促进当前民族和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体现，这与弘化寺“弘扬化育”的寓意吻合。第五，从“动态性原则”看，弘化寺是白塔寺的基础和源头，白塔寺是弘化寺的延续和发展。“弘化寺”和“白塔寺”后续的遗产保护、遗产研究、遗产开发等，符合尊重科学、尊重文物的历史唯一性原则。二寺有机衔接才能成为有效地沟通参观者、朝觐者和历史人物的桥梁，确定了现实的“我们”和历史的“他们”之间一种完整的对话机制，故而弘化寺的修复也同样具有巨大的文化旅游开发价值。最后，让我们借用康熙二十一年《重修塔院碑记》碑文的最后一句，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声：“其塔当与天地同其不朽矣！”（供稿：董文钦）

学者简介：董洪是“收复新疆，论功第一”的清民族英雄董福祥族裔，又是“黑箱考古”理论的创始人和国家级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奠基人之一。1992年因破译“金马张”是铜奔马设计大师张江之谜而一举驰名海内外。他先后《甘肃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报》、《飞碟探索》、《档案》、《河西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过学术论文多篇，新华社曾两度向全国50余家晚报发通稿予以报道，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瞭望》（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侨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等60余家报刊、电台、电视、网站大力宣传。曾兼任过“纪念铜奔马出土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