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就是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他们为了梦想和生存，在繁华、嘈杂，文化、政治的北京中漂泊挣扎拼搏奋斗。毛泽东，也曾是北漂中的一员。毛泽东“北漂生活”比现在苦吗？

     1918年8月19日，盛夏时节，经过四天的长途旅行，已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那一晚，毛泽东住进了北京烂漫胡同35号的湘乡会馆，由此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   

     毛泽东是应在北大任教的湖南恩师杨昌济先生之邀来京的，目的是为他主持成立的新民学会的同学申请赴法勤工俭学。他借朋友们的钱，从长沙启程。

    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最初住在鼓楼北面的豆腐池胡同恩师杨昌济家中，后又搬至景山东北的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号，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一张棉被，挤得几乎透不过气。由于毛泽东身材魁梧，个子很高，每逢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不仅在当代，90多年前的北京生活费对毛泽东来说也太高了。冬天到了，工资买煤烧炕后所剩无几。为抵御凛冽的寒风，他只好跟7个伙伴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

    当时为了节省开支，这几位湖南来的青年人自己做饭，条件好时吃一顿湖南的红烧肉和腊肉。但他们从南方来不会做北方的面食，常常会弄得很狼狈。于是善良的女房东经常帮助他们。毛泽东也和同伴把住处院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挂着雪白的窗帘，院子里还种满了花朵。

    毛泽东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北京东城区沙滩北大红楼（今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层西头的第三间房间就是毛泽东当年当图书管理员的阅览室。在3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书架。

    毛泽东不是正式的北大学生，在人们的眼中，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职责就是及时把报纸夹上去，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读报者的姓名，仅此而已。毛泽东回忆说：“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意跟我讲话。”

    一次听课时，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斗胆向胡适提了个问题，胡适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这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

    尽管毛泽东在北京的北漂生活条件很差，工作多有不顺，可是在另一方面，感觉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文化底蕴比长沙好多了，这对他是一个补偿。

    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他利用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广泛结交活跃于北京新文化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著名报人邵飘萍，对毛泽东帮助很大。在风雪中，毛泽东和邓中夏曾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调查了解工人的情况。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１９１８年底，罗学瓒在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暂时落脚在恩师杨昌济的寓所，能看见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渐渐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杨开慧。既是同乡，也知根知底。这是毛泽东在北京漂泊中最浪漫，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件事。

    1918年8月19日是毛泽东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请愿团，顶着严寒北上，投宿在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二十号福佑寺后殿。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带着对生活、对真理的追求离开了北京去上海。

    笔者王锦思看到，毛泽东的一生遭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磨砺，其中就包括青年时期的北漂生活，这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离开北京29年之后，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这时他与北京再次见面，再也不用漂泊了，一住就是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