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考古大揭秘｜2件铜马，是不是定位“假牦牛”的时间标尺？

作者 | 郝厚璋

编辑 | 张铜宇

关于吐谷浑“二马相斗”的历史记载与2件铜马的实物对应得是如此的吻合，细想，这真的是属于偶然或惯见的巧合那么简单吗？翻遍二十四史，还能不能再找出这样合钉合铆的巧合？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莫忘了2马1牛是同坑出土，尽管2马实物已经不存在了。千万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仅与2马1牛出土地相距不远，而且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千万莫忘了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陆续出土的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不仅也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而且同在“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的“凉州之南山”。 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莫搞错了无论是慕容智墓还是青嘴喇嘛湾9方墓志可都是王室之葬。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规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除非末代，没有地表配置的王室之葬自周公定礼制以来在中国就不曾存在过。请问，“凉州之南山”出土了这么多的吐谷浑墓葬，地表配置出土过吗？翻遍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研究过吗？ 须知，“凉州之南山”陆续出土的10位墓主代表的可是大唐皇家的赐葬！

出土器件相互佐证，这是文物考证的起码常识。我们在对铜牦牛研究的时候，眼睛却只盯着“假牦牛”，似乎把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给忘记了，这是对常识的不自觉违反。违反了常识，结论鲜少不荒谬。

虽然2件铜马因为过分锈蚀被丢弃了，但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是引导我们进入“假牦牛”历史隧道的重要旁证，更是我们校准“假牦牛”铸造时代的重要时间标尺。

前面已经说过，2件铜马、1件铜牦牛属于大型祭祀礼器，宫廷制造，非一般性首领不能当此配享，这是汉文化辐射圈特有的礼制规矩，没有例外。这一条，就足以支持我们“抓大放小”，避开许多不必要的琐碎纠缠。2件铜马、1件铜牦牛的同祀，又足以支持我们将可能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至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如果再反究个大型礼器，那可能的范围就只剩得在青藏高原称王称霸过的游牧民族了。青藏高原很大，但历史上在青藏高原称王称霸过的游牧民族却寥寥可数。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吐蕃王国之外，也就是吐谷浑王国了。

 前文我们已经排除了吐蕃王国的可能性，那我们就看看吐谷浑王国。

 资料1：

《列传第五十六•鲜卑吐谷浑传》：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弈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信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

 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

 资料2

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桴罕县。自桴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

 结合相关史料，以上文字的大意是说，阿柴虏吐谷浑，其祖源自辽东鲜卑族。奕洛韩是辽东鲜卑的部族首领，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吐谷浑，弟弟叫若洛蝅。弟弟若洛蝅是父亲奕洛韩的正妻嫡生，父亲奕洛韩就把部族首领位子传给了弟弟若洛蝅，弟弟若洛蝅就是后来慕容氏的祖先。哥哥吐谷浑是父亲奕洛韩的其他老婆生的，其父在世的时候虽然分了七百户牧民给哥哥吐谷浑，但这兄弟两个放牧从来都是混在一起的。有一天两匹马打架了，弟弟若洛蝅就派人对哥哥吐谷浑说：“父亲早就给我们分了家，你为什么不滚远点？”吐谷浑说：“发情的马相互打斗是自然现象，你冲我发什么脾气？要一辈子不见面很容易，我现在就远离你一万里。”于是率领自己的部落向西而去。

 弟弟若洛蝅后悔了，就派同族前辈们和长史乙那楼去追劝哥哥吐谷浑。吐谷浑说：“我们远祖流传下来这么个说法，说有算命人预言，到我们父亲这一辈会生出两个了不起的儿子，这两个儿子能各自开创出一番流传子孙的基业。我不是正妻嫡生的儿子，更没有兄弟两个挤在一处同时兴盛的道理。今天的两马相斗，大概就是老天爷启示我们兄弟从此相别吧。如果不信，那你们就把我的马群向东赶，马群如果东走，那我就回去。”乙那楼高兴地说：“我们遵从主公。”于是以二千骑士去圈转吐谷浑的马群。向东走了不到三百步，马群突然齐声大啸，如摧山崩岳之势向西奔去。每圈转一次马群就向西移动一次，反复圈转十多次马群反而西移得更远了。乙那楼跪着说：“可汗，看来真是天意，确实非人力所能改变。”吐谷浑面对他的部落起誓：“我们兄弟两个的子孙理应一并昌盛。我弟弟若洛蝅继承我祖上辽东的家业，若从他这一辈算起，传到他儿子辈，传到他孙子辈，传到他曾孙子辈，再传到他玄孙子这一辈，大约需要一百来年时间。我今天就远走他乡，等到我的玄孙那一辈，差不多也应该有辽东这么一番基业了。” 于是率领他的部落启程向西，依靠阴山发展。后来正赶上晋朝“八王之乱”，就顺势占据了上陇一带。

弟弟若洛蝅后来想念哥哥吐谷浑，就经常唱一首歌曲，这就是《阿干之歌》。“阿干”，鲜卑语的意思就是“哥哥”。弟弟若洛蝅的子孙后来当了皇帝，就把这首歌改名为《辇后大曲》。

 吐谷浑占据上陇一带后，又向罕开、西零一带发展。西零就是唐朝的西平郡，罕开就是唐朝的桴罕县。从桴罕向东一千多里，包括甘松，西抵黄河之南，南达昴城、龙涸，这都是吐谷浑创下的基业。他的子孙后来又从洮水向西南发展，一直扩张到白兰。在这几千里的范围内，他的子孙过着“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因为西北少数民族把吐谷浑部落称为“阿柴虏”，所以史书也称这支游牧民族为“阿柴虏吐谷浑”。

这段史料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白纸黑字证明了吐谷浑民族自初至终就是以牧马为生的。“凡杀人若盗马者死，它罪赎以物”，其他犯罪都可以宽赎，唯独盗马就必须得死，足见这个民族对马的爱重。在律法规定中把盗马等同于杀人的，这在汉文字记载中是唯独的一个，找不出第二个。

 第二，白纸黑字证实了“二马相斗”事件的真实存在。两匹马打斗这样的事情从地球上有马以来就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发生，但不惜笔墨如此大篇幅地郑重录于史的“二马相斗”，在汉文字记载中这是唯独的一个，找不出第二个。

第三，可以说，没有“二马相斗”就没有后来的吐谷浑民族，更不会有后来的吐谷浑王国。“二马相斗”之于吐谷浑民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与汉高祖“斩蛇起义”、宋太祖“牛角挂书”、明太祖“炙牛投军”等等具有同等的圣神性。对于吐谷浑民族来说，“二马相斗”在纪念始祖吐谷浑开创伟业的参天之功、标识民族归属认同、说清本民族源流、激励子孙万代奋发开创、传承历史文化基因等方面，具有非比一般的崇高价值。这个“二马相斗”之“特”的标定，就排除了与其他民族混同的可能性。

 第四，“二马相斗”不仅是吐谷浑民族始祖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相信“殆天所启”的吐谷浑民族眼中简直就是老天爷的代表，对“二马相斗”的敬畏又远在其对始祖尊崇的敬畏之上。这个“殆天所启”，就标定了“二马相斗”在吐谷浑民族心目中无可替代的无尚地位。

从古至今，祭祀是游牧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其圣神性无逾其上。祭祀的实质是答谢恩情，祈求天意。祭祀必有主。所谓主，就是受享对象的象征物，诸如祖先神主、宗庙挂像、人物塑像、英雄功勋碑，等等。没有主的祭祀，在任何民族任何信仰中都不存在。

祭祀的核心意义是归属认同。祭祀活动的实质是族群内部的一种联络识别符号，所以游牧民族的祭祀往往是部族首领大聚会。吐谷浑王国的社会活动范式不可能例外于游牧民族，没有了祭祀活动王国各部落的归属认同就没有了载体，民族的向心力就无以体现，是从是弃、是敌是友就无以识别，部落纠纷就无法裁定。

 宗庙社稷的春秋四祭是所有祭祀活动中最圣神的国家大典。“祭必隆礼，祀必隆器”，“祀分主陪，礼别贵贱”，这是宗庙社稷的基本讲究。无论是汉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陪祀礼器往往是最能证明本民族源流和天意的圣物，没有例外。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王国不可能没有祭祀，更不可能没有宗庙社稷。吐谷浑王国要选择宗庙社稷的主，最好的选项是什么？当然是始祖吐谷浑。与吐谷浑民族有着重大渊源的吐蕃是最好的实证，不妨可去拉萨布达拉宫验看。

祀分主祀、陪祀，有主有陪。有主无陪就称不上宗庙社稷。吐谷浑王国的宗庙社稷，主祀之外，如果要选择陪祀礼器的话，尊崇性上难道还能有超过“二马相斗”的选择吗？从各少数民族无不对信仰物戒杀这一条对照，为什么“凡杀人若盗马者死”，是不是强调了这种选择？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鲜卑吐谷浑传》就会发现，除了“二马相斗”这个故事外，通篇就再没有哪件事情达到如此详细的记述。之所以在惜字如金的史笔下如此地不惜笔墨，是否可以反证出吐谷浑民族因为“二马相斗”对马的崇祀？

 眼见为实，2019年在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浩门组发现的吐谷浑王室慕容智墓，其中出土了不少彩雕马，这些彩雕马可不可以作为吐谷浑民族对马崇祀的实证？

与慕容智墓相距不远处的天祝县哈溪镇友爱村峡门台生产队，1972年与1件铜牦牛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这2件铜马可不可以作为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因为感念“二马相斗”的“殆天所启”以2马为陪祀的实证？

 可以说，翻遍二十四史，在汉文字记载中对马的爱重到了“凡杀人若盗马者死”这种程度的，吐谷浑民族是唯独的一个，其他游牧民族中就再找不出第二个。翻遍二十四史，在汉文字记载中除了对吐谷浑民族“二马相斗”的记载，在其他民族中还能再找得出相类似的第二个大篇幅的“二马相斗”吗？

 史证与实物是如此的吻合，细究过没有，为什么对应得如此的巧合？能不能再找出这样合钉合帽的巧合？进一步追问，难道这真的是偶然或惯见的巧合吗？史证与实物对应，包括汉文化圈所有民族，能不能再找出第二个2件铜马这样的巧合？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莫忘了2马1牛是同坑出土，尽管2马实物已经不存在了。千万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仅与2马1牛出土地相距不远，而且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千万莫忘了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陆续出土的吐谷浑王室的9方墓志，不仅也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而且同在“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的“凉州之南山”。

 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莫搞错了无论是慕容智墓还是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所代表的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可不是小民百姓的一埋了之。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规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的陆续出土，就已经实证了“凉州之南山”是吐谷浑王室的聚葬地，就已经昭示了其陵区的规模不可能如小民之葬仅是尺方之地。1972年相距不远处出土的2马1牛，就已经明示了9方墓志绝不仅仅是有个墓穴那么简单，就意味着这2马1牛决不是外于9方墓志的独立存在。2019年发现的吐谷浑王室慕容智墓，更是挑明了这一点。

有葬就有祭，有祭就有祀。王室之葬，不仅意味着占地规模的浩大，更加意味着符合礼制配享等级的地表配置。没有享殿之类的地表配置，就称不上帝王之葬。

 凡汉文化所及，除非末代，没有地表配置的王侯之葬自周公定礼制以来就不曾存在过。

请问，“凉州之南山”出土了这么多的吐谷浑王室墓葬，地表配置出土过吗？

研究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曾想到过吗？

须知，“凉州之南山”陆续出土的10位墓主背后可都是大唐皇家的赐葬。

那么，这2马1牛到底是个什么？

明确告诉你们，这是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的陪祀礼器。

 特别提醒，这2马1牛可不仅仅是享殿陪祀那么简单，也千万别自以为是地认定为享殿礼器。二者是有差别的，搞混了是又会闹笑话的。欲知其中道道，请认真看后续。

 吐谷浑民族是否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一点，关联着“凉州之南山”吐谷浑王室墓葬有没有象汉民族王侯之葬那样的地表配置。

确凿地说，除北魏拓跋氏外，在主动融入汉文化方面，再没有哪个游牧民族能赶得上吐谷浑民族对汉文化融入度的之广之深。

资料1

吐谷浑最高首领往往自号某某将军、某州刺史或某王,史书称之为大人或将，各种佐官之职掌大体仿效当时的中原王朝政权。《旧唐书.吐谷浑传》载，在夸吕时代以前“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其下有“将军、长史”、“司马、博士、侍郎、别驾”等佐官。约自夸吕以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到唐代又出现国相、丞相等官职。

资料2

《旧唐书.鲜卑吐谷浑传》“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其俗颇识文字。”

资料3

《宋书.鲜卑吐谷浑》“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史臣曰：“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

如果再细心一点，加上慕容智墓志，“凉州之南山”出土的10方墓志都是采用汉文书写，没有像满清、西夏等游牧民族那样采用双文和多种文字书写。这与《鲜卑吐谷浑传》“其俗颇识文字”的记载是一致的。

 10方墓志的汉文书写，证实了吐谷浑民族采用的是汉字，就如高度汉化的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仅用汉文一种文字书写是一个道理。注意，这个“颇识文字”的“文字”包括汉字，也包括其他各种文字。“徒以商译往来”，“商译”就是不同语言之间交流的翻译。意思就是吐谷浑人与各民族打交道兼通各种语言。这个“商译往来”，就证明这个“颇识文字”是包括其他各种文字。“颇识文字”却只用汉字书写碑文，足见吐谷浑民族汉化的程度之深。

 “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这个“长史”是官职名称，这个“乙那楼”是人名。注意“长史”一词，注意诸如“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官衔。《鲜卑吐谷浑传》明确记载，吐谷浑王国的汉化，不仅在官爵礼仪上，而且是在方方面面，其汉化程度是除北魏拓跋氏外最深透的一个。有官就有爵，有爵就有配享等级，有配享等级就有葬制的配享标准，这是汉文化圈的一条普适性。

汉化的深透，是不是就一定关联着吐谷浑王室之葬必有地表配置？

一方面，北魏拓跋氏与吐谷浑同属于鲜卑族。由于历史上世受汉封的渊源，北魏拓跋氏的汉化在中国历史上是著了名的，北魏时代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酒泉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等，可也是著了名的。

 仅从区区武威一地的罗什寺、白塔寺、弘化寺、莲花寺、金塔寺等等地表建筑的集中度，可以想见北魏先后各游牧民族对地表建筑的热衷。

 从西夏王陵、青海血墓、楼兰遗址等等来考察，通过突出地表建筑以尊显身份等级，在汉文化圈特别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游牧民族中是多么的普遍。以保存至今的石窟、庙宇为证，尤其是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把葬制特别是突出地表建筑泛延到了极致。作为同源于鲜卑族的吐谷浑民族，以其官爵完全汉化的逻辑，必然是官爵配享制度的汉化和陵葬配享制度的汉化。

 可以说，从辽东鲜卑祖先世受汉封以来，吐谷浑民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礼制规范，其葬制更是不可能少了享殿及石马、石羊、石人等地表配置。

 至于武威境内发源于“凉州之南山”的石羊河，是不是与吐谷浑王室陵葬有关？其名起源于何时？学者们很好地研究去吧。

 另一方面，自禹铸九鼎以来，大型青铜器从来就是与爵位配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以随便铸造、随便拥有、随便配享的。非爵不得配享，其等级观念的森严在汉文化圈是再明确不过的。非爵配享甚至配享错了等级就是犯了所谓天下之大不韪，这是历代国法的头一条，不存在例外。“楚子问鼎”、“问鼎中原”的典故，在事事处处昭告着大型礼器配享制度的严肃性和违制、僭越的严重性。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汉文化圈再普遍不过的礼制。与封授制度相配套的是配享制度，在汉文化圈就没有超出配享等级这种强制性的可能。吐谷浑（一世）生前就封河南王，且吐谷浑王国继嗣王爵的历代首领皆得自汉封，《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得清清楚楚。官爵的高度汉化说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王国脱离王爵配享制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不可能没有宗庙社稷。注意，汉文字记载的吐谷浑历代首领的封授称呼都是中原王朝的汉封，而不是自封或其他政权的封赠。许多人把这个搞错了，故此特别提醒。

“无主不祭，祭必有主”，“器不乱祀，祀必有源”，这是祭祀的基本讲究。无论是宗庙还是享殿，在建筑格局上分主殿、配殿。主殿祀主，配殿陪祀重大礼器，主陪分明，一点都错乱不得。陪祀礼器必有渊源，非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关联不可能进入陪祀之列。无论是基督教的羊、道教的青牛、佛教的白象，还是成吉思汗陵、明陵、清陵乃至将军祠庙、姓氏宗祠，其陪祀无不是与本主密切相关的圣物且是最能代表法力权威的物事，没有例外。

吐谷浑王国的历史表明，2马1牛均是与吐谷浑民族有着重大恩情的东西，属于吐谷浑民族心目中高于性命的尊崇，才能有资格成为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相始终的礼器。2马1牛的摆放，一般是置于配殿，或陪祀于主殿的主位下首，分祀左右。若以尊卑先后论，一般是2马居左殿、1牛居右殿。但由于1牛是大唐皇帝御赐，其摆放必是1牛居左殿、2马居右殿，以突出皇帝之尊与从属主次。这也与2马1牛埋藏时1牛居中、2马分左右的意味是暗合的。

如果不信，可以以现存的寺庙为对照。福州有个白马庙，供奉的就是多次对该姓祖先有救命之恩的一匹白马，陪祀于左侧配殿，右侧配殿陪祀的是该姓祖先所用的一杆长兵器。如果再留心一点就会发现，遍天下凡祀马的祠庙都是只陪祀1匹，罕少陪祀2匹的。即使2匹马为祀，也是祀主不同时期不同事件的重大关联。即便是唐太宗昭陵的六骏、周穆王的八骏，也都是与本人有着重大渊源的。没有直接重大关联的，就不可能进入祀享之列。

除了“凉州之南山”出土的这2件铜马，谁能找出没有重大渊源不在同一事件而同祀2匹马的实物或记载的反证？作为与吐谷浑王国有着特定历史渊源的“凉州之南山”同时供奉2件铜马，不是源自“二马相斗”这个重大渊源而何？2马1牛的同坑出土，就已经说明了这2件铜马一定是同祀，也一定是“祀必有源”。2件铜马的源，就是这个“二马相斗”。正因为这个源，2件铜马在摆放时不可能分开，而必是同位同祀。如果不是对应“二马相斗”，又何以解释得通为什么同祀2件铜马？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72年天祝县哈溪镇友爱村峡门台生产队同坑出土的是1件铜牦牛、2件铜马。这是本人于2019年8月18日亲赴出土地调查来的结果，详细情况见本系列文章“之一”《 吐谷浑牦牛出土记》。

近来有的研究成果中把2件铜马表述为“1匹铜马、1匹铜骡”。俗话说，狗肉不上席，骡子不上供，缎子不入坟。意思就是待客的宴席上不上狗肉，祭祀的事情上忌讳骡子，丧葬之事忌讳与断子绝孙谐音的缎子。因为，在以多子多福为吉祥的汉文化圈，失去了生育功能的骡子是不吉祥的。“非吉不祀”这一条，凡汉文化圈都一样。须知，这2马1牛可是祭祀礼器，而不可能是别的。

有人疑问2件铜马的朽烂是不是挖掘时损毁的？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不存在。这是同坑出土，即使有着挖掘损毁的可能，要知道是同一批人同一时间段的挖掘，为什么1件铜牦牛完好无损？有能将2件铜马挖掘损毁到都不可拼对的吗？即使挖坏局部或1件完全损毁，难道连另1件铜马的大体骨架也不能保持？对照1件铜牦牛，一戳即破又作何解释？

有人为了将2马1牛附会成吐蕃铸造，举当地发现古代铜矿遗址为证。明确回答，连一丝可能性都不存在。且不论这个所谓的铜矿是何时代，就一个“假牦牛”就足以否定，更莫论懂不懂从铜矿到铜牦牛的各种技术环节了。不同于其他工艺技术，就一个铸造环节，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是古代工艺技术中难度最大的，具有技术私密型、工艺集成型、团队协作型、把控临机型和皇家专断型等特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精尖不亚于今天打造一艘航空母舰，并不是有个铜矿就可以有权利铸造和能够达得到一流精品的。

像2马1牛这样的特大号，且是精品中的精品之特大号，是高精尖技术团队密切合作的集成，并不是随便一两个大师大匠就能把各环节完成得如此尽善尽美的。不同于小件，不管是什么材料，凡大型的铸造器件都无法做到一模成型，无不是分模拼铸。离不开分模拼铸就无法避免拼接处的溶液外溢，有外溢必然凝固成线形溜痕，要消除溜痕就回避不去打磨这一道工艺环节。

 要知道，青铜是古代最坚硬的金属，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条件下，一道溜痕的取平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难事。除了溜痕，凡铸造的器物都无法做到器表光滑，要消除凹凸就必须经过打磨，此即所谓“器不磨不成器”也。

 注意，这件“假牦牛”可不是小件，也千万别拿小件来说事。要将这样特大号的一件青铜铸打磨到无微不及的水平，这样的耗时耗力功夫不是随便哪个权威都能够做到的，这样的高精尖技术也不是普天下工匠和哪个地方工匠团队所能拥有的。如果不信，可去各寺庙考察古代铸造的香炉钟鼎，那可都是地方所铸。比照这些，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仅打磨这一小小的环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就赶不上这件“假牦牛”。

 试问，能不能再找出打磨到如此全面精细的第二件这样特大号的青铜铸？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等次的大师大匠团队才能协作成的稀世精品，更突显出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才够得上配享资格。再进一步想，一头“假牦牛”居然被接受了，是来自什么样的权威？如果还想不明白，可以再深入地去想。

最后郑重提醒：

第一，实物与史证对证，这是对历史文物断代和作出结论的起码准则。因此，在对2马1牛作出结论时，必须坚持实物与史证相同一的原则，而不是缺证或以附会乃至编造的证据为断。

第二，同坑出土器物，对其断代和结论时，必须对每一件器物的功能、用途、来由、损毁等，特别是时间线，必须给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不能单独对其中一件器物断代和结论。如果对其他器物漠视不顾，这样的断代和结论是难以做到符合逻辑的解释的，必然是难以符合历史真实的。

第三，考古断代是一个系统性学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地下不见地上，只见实物不见文化，只见一隅不见天外，是难以看见问题之外的问题的，也是易于自设陷阱的。所谓系统性，就是放眼地下地上而不是偏执于一隅，放眼所有问题而不是偏执于一点，放眼逻辑而不是偏执于经验局限。所谓放眼所有问题，就是必须回答所有问题，特别是要害性问题必须严谨地作出符合逻辑的回答，且对于所有的回答必须经得住追问，而不是选择性回答或逃避问题的追问。

第四，考古断代中的时代特征固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依据。因为，工艺技术的私密性、封闭性、垄断性和传承性、沿革性、渐进性决定了，有些时代特征的形成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截然分明地呈现出来，也不是一时间能够普遍化，必然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积累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时代特征有时未必可靠，如果固执于经验有时不排除会被自信所打脸。

关于这些专业性问题，容后详论。

 再说一遍，在中国古代，型号规制和工艺档次决定了，大型青铜器并不是谁都可以铸造、配享、拥有的，更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首领就能有资格铸造、配享、拥有的，这是礼制的强制性。只要是汉文化圈，没有例外。在我们对大型青铜器断代的时候，首先要认准这一条，且把这一条作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千万别蹈入常识性错误。

对于这件“假牦牛”的所谓元代铸，所谓藏铸藏有藏祀说，很显然是忽视了大型礼器之于礼制配享级别的强制性，在史证上对“白牦牛”传说的时代性及其中的内涵没有做认真的考究，眼睛只盯着器物却完全忘记了帝王之葬之于地下地上应有的规制。更重要的，是只盯着1件铜牦牛却忽视了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在时间线上没有认真地重视“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据当事人回忆，2马1牛都是青铜铸造，而青铜的朽烂是有时间临界线的。

 如果时间不到，2件铜马不可能锈蚀到一戳就烂的程度。须知，与这1件铜牦牛同为青铜铸造的2件铜马，从元代到1972年，在时间线上要达到一戳就烂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就因为2马的朽烂，为铜牦牛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时间标尺，等于暗示我们，在铜牦牛断代上回答清楚“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这一强制性问题是必须的。

从事考古的专家们和自信满满的学者们，这里需要追问，你们遇到过一戳就烂的青铜器吗？

若是一戳就烂的青铜器，是什么朝代的？发现过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一戳就烂的青铜器没有？注意，是青铜，别拿其他质料来混搅。

 即使退一步问个常识性问题，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蕃王国、蒙元王朝会铸造、认同、崇祀一个黄牛身子、牦牛尾巴的“假牦牛”吗？谁有本事翻遍地球找出吐蕃铸、蒙元铸第二件青铜或其他质料的“假牦牛”，这要比千万篇附会、编造乃至权威认定有力得多。

 总结一下，在对这件铜牦牛断代的问题上，必须清楚地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1、为什么铸造成了一头“假牦牛”？

2、2马1牛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

3、2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

4、2马1牛是不是大型礼器？

5、这件铜牦牛是什么样档次的工艺水准？

6、什么是王室之葬？

7、“二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构成史证？

这几个问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要命的，要断代这件铜牦牛就必须一个不少地作出不带任何含糊的回答。其重要性在于：

为什么铸造成了一头“假牦牛”？这一问题足以否定所谓藏铸说、蒙元铸说，足以否定所谓藏有藏祀说。

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青铜衰变周期的这一强制性，如尺寸丈量一样地标定了2马1牛铸造的时间轴，这一问题足以否定所谓元代铸造说、明代铸造说。

2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这一时间强制性的标定，足以裁度所谓这代那代说的在时间线上的是否可靠，足以指引我们圈定2马1牛铸造的真实年代，足以引导我们在茫茫史海中寻找与实物相对应的白纸黑字证据。

2马1牛是不是大型礼器？这一问题足以否定私铸说、民铸说、地铸说，足以否定非等级铸造、拥有、配享等一切琐碎纠缠。

 这件铜牦牛是什么样档次的工艺水准？这一问题足以界定这件“假牦牛”是属于国宝中的哪个档次，足以圈定配享者的身份级别，足以拷问所谓这铸那铸说的真伪，足以拷问特征说、技术说、权威说是否就绝对，从而在这说那说中去伪存真确定2马1牛的真实身份。

什么是王室之葬？

这一问题足以敲定2马1牛主人的真实身份，进而追问2马1牛为什么出土于“凉州之南山”，“凉州之南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二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构成史证？这一问题足以比照出围绕这件“假牦牛”断代问题上的一切所谓证据的是否确切、是否真实、是否系统、是否成立。

以上几个问题，只要其中一个是否定的，那么所持结论就毫无余地是否定的。各位专家学者不妨自答自大一下。

以上每一道问题等于是一条直线，一个不少地延伸出去，其交汇点就是这件铜牦牛的真实面目。

就这么简单。

系列文章阅读：

大揭秘① | 为什么说甘肃天祝铜牦牛是“假牦牛”？

大揭秘② | 为什么说甘肃天祝铜牦牛是“假牦牛”？

 作者简介：郝厚璋，生于凉州，学于兰州，居于福州。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华时报》《读者》及新华网、广播电台等刊物媒体。经济社会研究成果发表于《新华文摘》《人民文摘》《国内动态清样》《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刊物。

作者微博：吐谷浑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