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青年作家、导演胡迁（原名胡波）被发现自缢身亡。13日，胡迁图书出版方华文天下、First影展组委会等发布讣告，证实了胡迁离世的消息。

胡迁，本名胡波，生于1988年7月20日，山东济南人，201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6年，胡迁创作的中篇小说《大裂》，获得台湾第六届世界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2017年初，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大裂》。离世前刚刚出版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牛蛙》，并编剧、执导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对多数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而言，胡迁的名字稍显陌生，但在近一两年的文坛和电影界，胡迁是青年一代中头角峥嵘、备受瞩目的创作者。最早在《大裂》筹措出版发行时，出版方曾给我们寄来了样书和资料，联系采访事宜。因各种原因，采访未能成行。未成想再次听闻胡迁的名字，却是他自杀离世的消息。

“才华”、“纯粹”和“善良”，是胡迁的特质。活着，却是伤害与被伤害。胡迁的离开，引起了无数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转发、撰文、追忆、悼念。而语言却是这么一样东西：说出的那一刻，它就变了质，像极了活着本身。在种种难以还原的混沌中，我们如何去缅怀他，又有谁有资格去缅怀他？

把目光放得再远一点，仅仅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公共记忆中，就经历了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无论哪一次自杀事件，除了悲痛和纪念，永远伴随着“想不开”“太懦弱”的指责；抑或是添油加醋的“传奇”故事。许多年来，我们都在如何面对“自杀”这件事？或者说，我们都在如何面对“活着”这件事？

采访、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婷

为何自缢？

光芒的背后，有浓稠的黑暗

“这个操蛋的世界不配有他。”

谈及胡迁的离世，演员王阳（化名）沉默半晌，吐出这句话。王阳跟胡迁因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结识，合作之后友谊保留下来，成为喝大酒吹牛皮的好哥们儿。“胡波是我合作过的青年导演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不是因为他走了才这么说。”跟王阳一样，“才华”是朋友们试图讲述胡迁时，最常用到的词汇。

胡迁身上的才华有着灼人的光芒。自缢之前，他刚刚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牛蛙》，第三部小说也已写好，除了拍摄完成、后期制作中的第一部长片，还有亟待启动的新电影以及舞台剧项目。今年年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裂》更成为让评论界和读者们惊艳的口碑之作。胡迁的生活，看起来如同炫目的阳光一般，正不可抑制地铺展开来。

但光芒的背后却是浓稠的黑暗。

10月12日，是胡迁好友赵亮（化名）的生日。他们同住一个小区，平时经常串门喝酒聊天。生日这天，赵亮想跟胡迁聚聚，一块吃顿饭，但胡迁的电话、微信迟迟无人回应。因为胡迁常常忘带家里钥匙，便把备用钥匙留给了赵亮。晚上七点，赵亮前往胡迁家中查看，四处不见胡迁，只有他那只白猫静静卧着。转头出门，却在公寓外的楼梯间看到了胡迁悬挂的身体。赵亮形容在那个瞬间，他的“身体里炸了一下”。说完，他沉默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却在下一秒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书，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胡迁对自己这番自嘲式地调侃，成为很多人猜测他离开的线索：电影、感情、经济似乎都陷入了僵局。

胡迁与王小帅在片场。

私下里，胡迁曾跟很多亲近的朋友、出版社编辑、文坛前辈提及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制作中陷入诸多困境。这部电影由知名导演王小帅担纲监制，冬春电影作为制片方。但在制作后期，围绕着剪辑版本、署名权等问题，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一度闹到要借助法律途径解决。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胡迁执导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导演费用，因坚持3小时5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与制片方产生巨大分歧，最后被剥夺了导演署名权——这部由他编剧、导演的作品，最终却完全不属于他了。我们就此向冬春影业总裁、制片人刘璇求证，她表示不愿对此事细节做更多回应，“现在胡波刚刚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真的觉得去讲任何这些过往不合适。给他一个安宁吧。”

很多朋友提及，第一部长片的遭遇，给胡迁带来了极大打击，戳破了他最初的某些信任和希望。事实上，胡迁的第二部电影项目已经找到投资亟待启动，但胡迁跟朋友调侃，可能再拍一部，也还是会一样，“又被玩儿了”。除了电影创作上的种种艰难，感情上的挫折和不顺，或许也造成了“暗影”的一部分。

这些现实困境跟胡迁的离开之间，有何种关系，成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常年关注生死教育的心理学家陆晓娅分析，心理危机中有一类是存在性心理危机，它产生的原因可能有现实的困扰，也可能跟现实不具备明显的因果关系。

我们如何谈论“自杀”？

唐突指责与轻薄想象，成为讲述的两种倾向

台湾作家黄丽群算得上跟胡迁交流最密切的文坛前辈。2014年相识以来，胡迁经常把小说作品拿给黄丽群阅读，也是经由黄丽群推荐，胡迁的小说得以在台湾出版。2016年8月，胡迁赴台北领取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做东，黄丽群一道，跟胡迁小聚。席间，两位文坛前辈建议胡迁可先从短篇小说创作开始，作为突破口摸索小说创作的道路。

或许是听进去了此番意见，从台北回来之后，大半年的时间里胡迁密集创作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并很快由华文天下集结为《大裂》出版发行。虽然创作量不少，但黄丽群认为“胡迁的写作不是依靠那种规律性的勤奋，他很信赖状态和灵感”。胡迁用一种本能的、单纯的冲动推进着他的创作。“妥协，对胡迁来说是脏字”，交谈中，黄丽群如此描述胡迁的纯粹，这种纯粹既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的性格和为人上。也正因为这种执拗的纯粹，胡迁的作品往往走向“极尽”，直指人生的绝望，带来极大的压迫感。

《牛蛙》

作者: 胡迁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0月
出版方华文天下相关负责人表示，小说《牛蛙》已经有重量级影视公司来洽谈影视改编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告诉胡迁，他就已离开。

或许，这种形而上的绝望才是胡迁做出自缢选择的缘由，但种种试图追根溯源的努力，都只能还原部分真相。“我可能有抑郁症吧”，跟朋友聊天的间隙，胡迁会偶尔如此调侃自己。

胡迁的离开令人震惊，但走出一些距离来看，自杀事件一直层出不穷。仅仅是在过去的一年多，我们的公共记忆里，就先后有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天才史学少年”林嘉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离世。每个人的私人记忆里，或许也总有跟“自杀”有关的记忆。

塔可夫斯基与贝拉·塔尔，是胡迁最欣赏的两位导演。今年夏天，胡迁曾有机会参与贝拉·塔尔的训练营，同期训练营的青年导演透露，贝拉·塔尔对胡迁赏识有加，原本可能担纲胡迁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的监制。胡迁离世后，他的微博粉丝从原来的一千多涨到一万多，很多网友去转发、撰文纪念。对胡迁的“重新”发现和缅怀，珍贵的同时，却也夹杂着沸沸扬扬的无力。但是，谁又能是那个最有“资格”缅怀他的人呢？

大学时代，我常常去旁听哲学学院的课程，因此缘故认识了哲学班的同学。其中有一位平时温和如水、安安静静的男孩，某一天毫无征兆地选择了从楼顶飞身跃下。

他的离开，激起了一片指责：“想不开”“念哲学念傻了”“懦弱”“对不起父母”“不负责任”...... 同样地，也有无数相熟不相熟的朋友转发微博、点蜡烛、写文章缅怀。但这些追思，又微妙地令人反感，那感觉，就像是“我的朋友，变成了一条微博。”

这些缅怀当中自然有真诚的悲伤，但那些蜡烛和纪念，让“自杀”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叙事，甚至，成为一种被抽空了的“传奇”。多年以后，采访一位知名学者时，谈及生死问题，他一再强调自己小学时就想过多次要自杀，言谈之间俨然将自杀作为早慧的明证，成就传奇的道具。

我们都如何去谈论“自杀”这件事？

很多年过去，每每遭逢类似事件，我们仍然处在这两种倾向之间：要么是粗鲁无礼地指责“想不开”，要么是浪漫化地轻薄想象。

人生这场过山车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重要

无论是公共记忆中自杀的“陌生人”，还是私人记忆中自杀的朋友，他们各自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很多自杀者的选择平静而决绝，让旁观或悼念的人找不到一丝置喙的缝隙。

“未来对我太没吸引力了。仅就世俗生活而言，我能想象到我能努力得到的一切，也早早认清了我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被誉为“天才史学少年”的林嘉文如此描述他自杀的缘由。江绪林在遗书里，则用极为清晰平静的笔触，有条不紊地安排了身后事。他们的离开都曾经被归咎为“抑郁症”，但如同江绪林的挚友和前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所说，“我总觉得，用抑郁症这个词去说绪林，太轻巧了，太方便地打发了一切。”

“理想主义是可贵的，但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也同样有古典思想的渊源。追寻理想的道路漫长，请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走得慢，才能走得更远。” 刘擎在江绪林追悼会上，以此来提示“现实感”的可贵。

理想主义的气质是难得的、值得保护的，但另一方面，泥沙俱下的生活却要求我们同时具备一种现实主义的气质。这种现实感中，要有能拥抱最柔软的美好的温情，也要有能抵抗最坚硬的丑陋的无情。因为人间总是如此，同时揣着温情和无情，高尚和无耻，柔软和坚硬。

仅仅是在过去的一两年内，我们的公共记忆里，就先后有政治学学者江绪林、“天才史学少年”林嘉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自杀离世。他们各自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但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对“自杀”的谈论却从没有脱离轻慢的指责与想象。

当然，这不是说谁就有资格指责或评判那些选择了自杀的人。

每个选择以自杀谢世的人，都面临着自己的深渊。但每一次沸沸扬扬的缅怀背后，总有更多的自杀者，走得无声无息。生命如同草芥一般无人在意，破土而出之后，又被“以万物为刍狗”的命运一把扯断。

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邻居有一位常常面带笑容的老人，她后来身患重病常年卧床，子女拒绝提供医药费，也不去探望。在某个深夜，她喝农药自尽。她是为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吗？还是对人世已经没有眷恋？抑或是，她想让无情的子女感到一丝丝愧疚？又或者，她什么都没想。无论她喝下农药的瞬间是何种状态，最悲哀的或许是，她的死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响动。过了几天，她的子女就若无其事甚至神采飞扬地过起了自己的生活。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了，又无声无息地死了。

像那首流传甚广的诗。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一件无缘无故的事情。

没有人能知道，每一个选择提前离场的人，那些我们曾经的同行者，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念”里头包含的整个宇宙。有些话，人可以跟朋友讲；还有些话，人只能跟自己讲；而更有一些话，人无法同任何人讲，也无法同自己讲。于是，那团包裹着身前身后的迷雾，总是越来越涨大，真实几不可见。

如果说世间有什么事情是公平的，那大概是在人生这场过山车里，每一次升上巅峰的狂喜与每一次坠落谷底的绝望，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承担着共同的“苦”。那每一次吹拂过眼角鼻稍的瞬息，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