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任战士期间，当过好几年雷达部队的汽车兵。雷达部队下设的雷达站地域分散，大都设在边境线上。而从团部出发到最边远的雷达站相距有一千多公里之远，几乎要横穿整个内蒙古大草原。雷达站的供给和器材更新，都要靠我们汽车连的运输完成。一年四季，我们频繁地深入草原，奔驰往来。

我第一次跑长途，是在当兵后第二年的一个冬天。同行的老兵姓刘，是山东人。他已经在草原上跑过不知多少次了，是带车的老兵，见多识广。刘老兵有个习惯，就是在车上吸烟。车一上路，他便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烟是自卷的，用报纸裁成有规则的纸条包起来，整齐又厚重地揣在上衣口袋里，鼓鼓的。起初我还以为兜里装的是人民币呢。老兵抽的是旱烟，味道又臭又辣，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因为烟是自己卷制的，只用唾沫沾了一下，所以会边吸边跑气漏风。刘老兵每次吸烟都拼命地一口口地去啄那烟的一端，烟头烧得吱吱响，整个驾驶室里都是臭烘烘的。

老兵吸足了烟，身子便往副驾的座椅上一偎，闭上了眼睛。这是我第一次跑长途，见他闭上了眼睛，心里就有些慌。我就喊他：“刘班长，你别睡呀，我怕开错了路。”那时我们新兵把所有的老兵都叫班长，以示尊重。

刘老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用肘往前一比画道：“顺着道往前开，别拐弯。”有了他的指示，我就沿着马路一直往西开了。

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配备的军车，都是长春一汽生产制造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装满了雷达站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雷达器材，货物被一块军绿色的苫布蒙上了。草原风大，苫布掀起一角，在风中呼呼啦啦地一路响着。老解放车门关不严，总有硬硬的风吹进来，冻得我的手脚一阵阵发麻。于是我便用右脚踩油门，左脚不停地在驾驶室地上跺来跺去。刘老兵听到声音欠开一道眼缝，眯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便又侧过身养精神去了。我加大油门，让车嚎叫着向前奔去。

快到傍晚时，前面没路了，只剩一片茫茫的雪原。路边有几株顽强的蒿草从雪地里探出头来，在风中一起一伏。我把车停下来，叫醒刘老兵。他看了一眼雪原，又看了看外面的天气，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张烟纸，又从另外一个衣兜里拿出一些细烟末，然后卷起烟来吸。刘老兵一连吸了两支，才指了指地上，冲我说：“你下车。”

我下了车，走到副驾驶门口，刘老兵直接从副驾坐到正驾位置上，我这才上车。一上去，刘老兵就一脚油门让车蹿到了雪原上。我已经开了大半天车了，夜路该刘老兵开了。这是我们事前说好的。刘老兵不放心我开夜路，更不放心我在黑天的雪地上跑长途。

天转眼就黑了，只有车灯照着前面的一点路程。前方的路无论怎么看，都不过只是毫无变化的雪路，偶尔可以看见模糊的别的车留下的痕迹。风刮在雪上，迷迷蒙蒙一片，看久了，会觉得方向都辨认不清了。我坐在车里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而这一千多公里，我们要不停歇地跑，因为中间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必须也只能赶夜路。我看了一眼刘老兵，他的一双眼睛直视前方，就像指南针一样，一会儿开向左，一会儿开向右，但神奇的是我们的车始终没有偏离模糊不清的雪路，我心里暗想，毕竟是老手啊。

刘老兵看我在看他，便瓮声瓮气地对我说了句：“你眯会儿，有事我叫你！”说完便不再说话，继续认真地开车，脏乎乎的手套下面的方向盘被他拧得吱吱响。我听从了刘老兵的建议，歪在椅子上休息。单调的雪路也让我的眼皮发沉，不知不觉就迷糊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我感觉到车似乎停了下来。我睁开了眼睛。

刘老兵在旁边骂了一句：“妈的，车开锅了！”

我抬头一看，果然车头上冒出了一阵白烟。

刘老兵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打开机器盖子，一阵更浓烈的烟雾伴着焦煳味冒了出来。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水箱开锅的事，更何况这还是在荒郊野外，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刘老兵也显得懊恼无比，他用脚狠踹了几下前轮，骂了句：“妈了个巴子！”我也学着刘老兵的样子，踢了一脚雪，不过我什么也没骂，只是虚虚地问了一句：“咱们怎么整啊？”外面的风刮得很大，呼呼的。雪雾在地上打着旋。刘老兵把棉帽耳朵放下来，吸了吸鼻子，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然后鼻音很重地说：“真倒霉，只能等雷达站来救我们了。”说完这句话，刘老兵也没等我回话，就裹紧大衣打开车门进了驾驶室。他把车灯关上了，野地里一下子变得漆黑一团，我也不敢站在外面太久，便赶紧上车和老兵并排一起坐着，心里越发没底了。

“班长，这离雷达站还有多远呢？”

刘老兵回答：“还有三四个小时吧。”

跑长途的人不在公路上行驶，常常说不准具体的距离，只能用车程时间来计算。

刘老兵又裹了裹军大衣，说：“抓紧眯会儿。”说完便把身子往坐椅上靠了靠，沉沉睡去了。我望着车窗外的一片漆黑，想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觉得有些凄凉。之前车子发动时还有一些热量传到驾驶室。车一熄火，驾驶室内瞬间冷了下来。我觉得寒气顺着衣服往里钻，想跺跺脚又怕影响刘老兵，只好忍住不动，裹紧军大衣向车座下方缩着。过了不久，我也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