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　　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面对突如其来的瘫痪，父亲开始是不甘。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在配合演出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

　　　　但残酷的生活很快就将他们打出了原形，“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经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抱头痛哭。

这样的冲突，随着父亲病情的加剧，不时上演，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父亲最后终于认命了。

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

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

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他为大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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