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随便兴致勃勃地跟人聊梦想，甚至开始厌恶那些只说不做的嘴脸，冷静下来才发现，那厌恶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口口声声说着梦想，却只会镜花水月地给自己希翼的未来打白条，着实可恶。

经历过那些只是拥有梦想就觉得幸福，哪怕只是谈到都觉得兴奋的年纪，当现实中的不如意不再能用对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将就，甚至是妥协来抚慰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平日里说得风生水起的那些所谓的梦想，除了想一想，就只剩下偶尔才会出现在深夜酣睡时，或白日无聊发呆时的梦。

当然，人的日子不是不能这么过下去，当你发现身边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时候，要从中跳脱是需要愚公移山的勇气的，一则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力，二则要做好抵御孤军奋战时的孤独。

儿时的我极爱童话，也爱给小朋友们讲那些被我吸收后深加工过的故事，每当看到大家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想长大以后或许我能成为童话作家，写像《豪夫童话》里《矮鼻儿》那样的画面感十足，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可后来老爸说：“作家？饭都吃不饱。”想来，填饱肚子还是很重要的，当作家吃不饱饭，那算了吧。

少年时，我画得一手好画，对家居设计甚是喜欢，我的启蒙老师又一直认为我是个在美术方面极有造诣的孩子，在给我开了几年的私灶之后，当她因私人原因必须离开我们生活的城市时，还特意给我写了一张现在看来类似推荐信的字条，让我的父母带着我去找她早已退休的恩师，让那位据说退休已久早不再收学生的，很厉害的老师能破例将我收入门下。还记得那长着圆圆脸，面色若桃花的女老师将字条递到我的手里，扶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嘱说：“别忘了，一定要让你父母带着你去拜访哦。”像天将降大任般，我心里满是得意地将字条和原话带给了我的父亲，告诉他我将来长大了要做室内设计师，老爸说：“室内设计师？都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那怎么办？还是不要做了，再想想吧。

上大学前的几年间，我想过要做心理医生，可老爸说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滞后。我说要做律师，老爸说中国自己的法律都不健全……如果说考大学选专业算是为实现梦想埋下根基的话，那最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排除法、比较法之后定下的电子信息工程，算是基本满足了我懵懂的认知，又符合老爸对我未来出路的想象。可这么多年下来，看看我现在的生命轨迹，早就不知跑偏了多少。

曾经受杂志的邀约写过一篇主题关于父母是祸害的文章，内容大致说的就是我那些早年被“老爸说”掐死在襁褓中，夭折的梦想。现在想来幼稚得很，其实没有人能扼杀你的梦想，除了你自己。没能坚持并不是因为那句“吃不饱饭”或是“养不活自己”，而是当时对于自己的不确定和对世界的陌生感，与人无关。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瑟夫•布罗德斯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在于掌控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外界给他强加或规定的生活，不管那种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有多高贵。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把这仅有一次的生命耗费在别人的表象和经验上，那只会让我们悔恨万分。”

在梦想初长成的年纪，对于自我和人生本身都缺乏了解，更何来经验之说，唯一庆幸的是，虽然懵懂，虽然无知，但却倔强得不肯将他人双手奉上的经验据为己有，即便跌跌撞撞也要自己往前走。

我遇见过一个在路边卖唱的男孩，每天风雨无阻，他带着他那把花200块钱淘来的二手电吉他，一手拖着一个湛蓝色的，更多时候会出现在早市，主妇们用来盛新鲜蔬果的尼龙布编织拖车。轱辘和地面摩擦发出均匀的沙沙的声音，他极小心稳当，因为里面装着朋友买来送他的音响。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23岁，守过地下通道，唱过地下铁，上过《非你莫属》，后来托朋友的福在北京世贸天街的天幕下有了一个固定卖唱的位置。他和我们认知里的那些在街边拖个破音响唱歌讨生活的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正经大学美声专业毕业，和所有来北京的搞音乐的那些北漂一样，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只是他却选择了一条让人跌破眼镜的道儿。

那几年，卖唱所得几乎是他唯一的收入，一首原创歌曲《妈妈对不起》因为上了《非你莫属》让他多少赚得了些掌声和知名度。然而现实却是，他的妈妈在他到北京的第3年才第一次从电视节目里知道自己的儿子居然在地铁里卖唱。拨通他的电话哭着埋怨道，“你可把我们家人的脸都丢完了！你在哪儿唱不好，还跑人家车上去了。”可妈妈不知道，那段视频播出之时，男孩其实已经在街头唱歌有1年半的时间了。

第一次上地铁唱歌，第一次听到有人带着鄙夷的口气说：“什么玩意儿，哪儿都唱”，还有那第一次带着讥讽语气的“要饭的”都像玻璃弹珠弹啊弹啊弹进男孩的心里，长长的尾音许久都不落。

今天我依旧记得男孩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说，“为什么我还在上面唱，因为我发现每天掌声都比那些骂你的声音多。我不可能因为几千个人有几个骂就放弃，如果你是因为他们而活，那你就自暴自弃去吧。我想要做得更好给支持我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