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彦彧诗作《鸟还在叫》作者： 郭健

一

“布谷，布谷，布布谷

别叫了，别叫了

土地都长楼了

都被水泥埋住了

无地布谷了，无地布谷了

你叫也白叫了”

这是彦彧现代诗《鸟还在叫》的第一阕（我姑且把自由诗的段落也按阙划分）。

我不喜欢自由诗，尤其是现当代的。因为自由诗被许多人写的无主题，无意境，无美感，无能量（更谈不上正能量）。无病呻吟，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辞藻堆砌在一起，就叫自由诗。比如“脚底板，天空，拖拉机，幸福吗？婆姨，我想飞”等等。

还有更糟、更离奇和更荒诞的。糟到什么程度？糟到甚至都不能用“一首”来表示它是诗，只能用“一堆”、“一摊”或者“一笼统”来表示。他们大张旗鼓为所欲为地把自由诗写上了绝路，写得臭名昭著，像过街老鼠。

不知所云的自由诗泛滥，恶心吧啦的自由诗甚至甚嚣尘上。

在这种大背景下，《鸟还在叫》就显得弥足珍贵。作为沿袭农耕文化的炎黄子孙，“土地都长楼了，都被水泥埋住了。”难道不是警世名言醒世恒言？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浮躁的心绪隐隐作痛！

“无地布谷了，无地布谷了。你叫也白叫了！”作者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千秋的使命感跃然纸上。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我不寒而栗！

二

“旋黄旋割，旋黄旋割

别叫了，别叫了

土地会算计了

种经济作物了

不种麦子了

大地失去金黄了

镰刀挂天上了”

《鸟还在叫》的第二阕更让我读到毛骨悚然。国策摇晃，后患无穷。现实需要重新审度。“土地会算计了”（真的是土地在算计吗？）金黄色的麦子没有了，割麦子的“镰刀挂在天上了”。

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囤里有粮，心里不慌。高科技和国际贸易，那是综合因素的产物。大多数情况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那阵子，我们曾为文革中被割喉和枪杀的"解放思想"先驱平反。正是听了他们的故事，我们才认识到中国现代史的沉重，才理解了独立思考的价值和艰难。

一个民族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明白了这个道理，就需要记住曾在黑暗中仰望星空的人和作品。包括《鸟还在叫》。

如果没有他们的鲜血，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不会如此。而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面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也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和使命。你认识不到，那是你饱食终日脑满肠肥无所事事鼠目寸光苟且偷生。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三

“姑姑等，姑姑等

别叫了，别叫了

姑姑去远方打工了

好几年都没回来了

姑姑等，姑姑等

我想姑姑流泪了”

这是彦彧《鸟还在叫》的第三阕。“姑姑去远方打工了，好几年都没有回来了。”姑姑不在家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却进城搬砖去了，农村是怎么样一副情景？

独生子女政策，把几代人的生育观扭曲得丑陋不堪，扭曲得畸形和极其自私。中国两代人从内心深处已经只接受一个孩子。对独生子女，恨不得掏心掏肺任其歪瓜裂枣。提到再生，却如临大敌。

我们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欺世盗名，积重难返，为这种断子绝孙忧患火上浇油。

万物一理，人畜同归。在子嗣繁衍问题上，虽然各行其道，但终归九九归一。牛马驴骡一胎生一个，但是年年生。猪一胎生一堆，禽一次抱一窝……没有“独生”能够延续下来的物种。造物主神奇得很！

我主政《甘肃乡镇企业报》那阵子，一位专家寄来一篇鼓噪计划生育的稿子，说“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就能保持人口稳定不变。”我是学文科的，但是我却知道二减一等于一，知道那个倒金字塔一定不会“保持人口稳定不变”。我当场把那篇稿子扔到地上，狠狠地踩了一脚，又点了一把火。

人一旦接触到了真相，就再也无法相信谎言。独生子女质量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四

“喳喳喳，喳喳喳

喜鹊又叫了，喜鹊又叫了

喜上梅梢了

村里又有喜事了

爷爷进养老院了

娃娃进幼儿园了”

最后这一阙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有点狗尾续貂？我没有与作者交流，我不知道他写这一阙的目的。不知道作者是是非不分痴人说梦，还是出卖灵魂做官样文章。是官员做久了，或许是文人被训化了。像猴子表演，虽然不愿意，但还是要惺惺作态，扭扭捏捏。

也难怪。按照惯例，没有最后一阙，编辑就无所适从，领导就不会签批，纸媒就不会发表。假设发表了，白纸黑字。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作者难免提心吊胆，难免夜不成寐，难免半夜害怕鬼敲门。

我本来想把这一阙删除，不做评论，就当没有这回事。这首诗就真切切白茫茫一片干净。但是我又想，粉饰文风沿袭了近一个世纪，是历史，是事实。历史都有龌龊滑稽的一面，如果我们一味地粉饰太平，后人就会举步维艰。我想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让后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我又侥幸地想，这可不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暗喻：山里只有了老人和孩子。老无所养，孤苦伶仃，自生自灭。年幼的儿童流离失所。山村一片萧条！

这只是我的理解。文责自负，与作者没有关系！

五

彦彧全名贾彦彧。退休前是官员，一个比较好的官员。现今社会，能被我这样盖棺论定的官员已经是凤毛麟角洛阳纸贵了。

彦彧当过农民，对农村情有独钟。有年回乡，我还和他去过他出生的那个山里。那座高原鹤立鸡群，出过举人，叫张举塬。

彦彧的散文写得绝好。他的散文细腻，有思想。还有情有义，看哭了几个女子。我看过也曾经冲动，忍不住写过书评。还厚着脸皮托人在几家纸媒发表。

彦彧的律诗也硕果累累，以七绝五绝擅长。有一年他把它的律诗整理了一个集子，毛笔草书，手工写成。没有书号，也没有“登记准印”之类的枷锁样文字。当他把那本书专程千里送给我时，我被震撼得不轻。

我说过，当别人辛辛苦苦把自己弄的文字送给我时，我总要说上几句。否则，我觉得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写文章说：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的书籍也是手抄的。也没有书号，也没有正式出版一说，也不算正式出版物。但是，该留下的还是留下了。比如《尚书》，比如《诗经》。

彦彧的自由诗不多。能感觉出来，都是忍不住时的喷发。他不会东施效颦无病呻吟，不会惺惺作态扭扭捏捏。

这一首也一样。读这首诗如雷贯耳，如五雷轰顶。如醍醐灌顶，它振聋发聩。这里有钻心刺骨的痛，令人掩卷沉思。

郭 健，男，祖籍长安，庆阳长大。国家一级作家，兰州好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甘肃省作协理事，省记者协会副主席，省青年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西北民族大学并甘肃政法学院客座教授。炎黄子孙文献社社长，甘肃金色知青书画研究院院长。曾任编辑、记者、总编辑、行署副专员。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乡镇企业家传》、长篇小说《蒹葭苍苍》及大型报告文学系列丛书《当代中国》（8部320万字），是敦煌文艺奖和金城文艺奖获得者。有"甘肃文化产业第一人"和"新闻领域常青树"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