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生活

我在1927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长大，上学，工作，父亲郑光慎（号杰三）母亲王柔芬是广东省潮阳县芦池乡下辽村人，听家里老人说，祖父在晚清时代做过官，而且仕途平稳，声望很好，但在那里的官，有多大官爵品位也不清楚，记得小时候在上海成都北路家中曾挂着一幅祖父的画像，有一人高，穿着宽大显赫的官眼，显得严肃庄重，虽然目光慈祥，但在阴暗的客厅里，我们小孩只远远的看，不敢在画像前逗留，祖父年老辞官后，回家务农，生活比较富裕，祖父一生养育我父亲三兄弟和从未见面的两个姑姑。因为家里人丁兴旺，经营得法，到祖父去世时，我父亲和大伯父，三叔都有了各自的房产和田地，在那时候广东潮汕地区有好多人到上海淘金。先是打工，有了积蓄和实力后，就自己开店经营，再把自己的子女亲友叫到上海替他打工，如此循环往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在上海形成小有名气的潮汕帮。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父亲三兄弟都先后卖掉老家的部分田地，到上海购买房产，开店经营，开始时，父亲在上海华界（当时上海有华界、英租界、法租界）虹口地带买房开店，1927年我在虹口区出生，开始我的童年生活，1932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八事变，攻占上海，向上海华界实施轰炸、烧杀。迫于无奈，父亲带全家躲进了英租界，时局平稳后，父亲又与大伯父合资在英租界成都北路口买了一处有七八个门面大沿街门面，前店后家，经营旧货买卖的生意，大伯父占股55%，父亲占股45%，伯父去世后，交由父亲管理，当时伯父一家有五男二女，都住楼上，我家住楼下，父亲为人严谨，处事谨慎，认真，以诚待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母亲生性柔弱，为人宽厚，对子女非常爱护，父母亲一生养育十个孩子，五男五女，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四，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两家大一些的哥哥姐姐都陆续出外谋生，姐姐都以出嫁，在上学的孩子还有六、七个，在一起玩很热闹，我家是沿街房，大门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无法外出玩耍，只能在客厅，天井，晒台活动，天井是方石铺成，我们就利用石块之间的空洞，爬在地上打圆球弹子，以多进洞论输赢，年龄稍大些就玩起踢毽子、跳绳、打陀螺，在客厅长桌上打乒乓球，在炎热的夏天，我们的活动就由白天转向夜间，太阳落山后，就提上水，拿着凉席到楼顶晒台上纳凉，把冷水泼在滚烫的水泥板上，冒气白气吱吱直响，凉透后就围成一起打扑克，或躺在席上看着天空数星星，待到深夜才回各自房间睡觉，每逢过年，过节更感兴奋，快活，在上海家里，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祭拜方式，地藏王节要在地上插香，在天井里插完香后就围着转圈，边唱边跳，打逗嬉闹。中秋节要摆各种水果赏月，我们就坐在大人身旁，听着嫦娥奔月的故事等月亮高悬头顶，大人们撤下供品，给我们分糕点，水果后才回房睡觉。最令人等待的是过春节，腊月二十三祭灶后，人们就忙着打扫卫生，杀鱼、杀鸡、切菜煮肉做糕点，给大门室内外贴上春联、年画、剪喜字贴窗纸，把家里内外装修一新。我们小孩虽然对大人的活插不上手，但可以给大人递东西当下手，也显得很忙。除夕夜全家在一起吃丰富的年夜饭，气氛很祥和、热闹。饭桌上不但有鱼有肉，还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蛤蜊、鲨鱼等海产品，也准许小孩吃一杯黄酒。席上父亲会给我们训话，告诫一些做人的规矩，要听大人的话，不要在外面闯祸。吃过夜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三五成群外出看夜景，看放烟火，或是看戏看电影，有时还步行到黄浦江边，看人们用网捞螺蛳、泥鳅，鰻鱼。兴尽回家，在路旁小店化一角钱买一碗杏仁茶喝，  真是其乐无穷。除夕夜要守岁，睡得很晚。睡前母亲会拿来我们新年穿的干净衣服和鞋袜，一人一套，早上起来换新衣过年。初一的重头戏是拜年，我们几兄妹都早早起床，在房门前等待父母亲起床，父亲一起床就一拥而入，给父母亲磕头拜年祝贺。父母亲都很高兴，会给我们发红包，或一元或两元。紧接着要给祖先供拜。祭祀的仪式很隆重，客厅供桌中间摆着祖先牌位，前面是香炉，两旁是大红蜡烛，桌上摆满猪头、全鸡、全鱼的三牲和果品，由父亲率领男性成员向祖先牌位行叩拜大礼。拜完后，女性成员才一拥而上行叩拜礼。下午会有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来拜年，也是我们最盼望的时刻，因为有红包可拿，客人来时，我们要争着端上元宝茶（在茶盅上放一粒青橄榄象征元宝）客人走时会在茶盘上放红包，大多是五角八角，收到一元两元会高兴得跳起来。从初二至初四是走亲访友相互拜年的日子，父亲会带我们去亲友家拜年，也会有红包可拿。初五要接财神，它是经商人家对新的一年里生意兴旺发达的盼望，也是春节结束的标志。在这一天，除有一般的供品外，必须有一条五斤以上的活鲤鱼，在供拜后就拿到黄浦江里放生，因为在我们潮帮人家里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有一艘装满家乡人的轮船，从广东到上海途中在大雾里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无粮可吃，几乎饿死，是一条大鲤鱼在前面引领海轮走出困境，才死里逃生。为了威恩，在上海的潮州人大都不吃鲤鱼，而且年年要搞放生活动。1934年年初，父亲送祖母，母亲，我和弟妹回广东老家居住，以避战火。当时我已七岁，虽年纪尚小，但已稍懂人事，老家的面貌和生活情况同城市化的上海截然不同，看到的是山多、树多、鸟多、天气炎热经常下雨，家家户户房背后都有池塘，都养鱼养虾。没有电灯电话，晚上点着油灯照明，大都是天黑就睡觉，天不亮就起床，生活很单调，但我们白天的生活却很丰富，和邻居的小伙伴在池塘里玩耍，将塘里生长的芦苇折叠后吹声，看谁吹得响，还把它折成小船放在塘里看谁走得远。最令人兴奋的是，让我看到真正的“鱼跃”，跟着大人坐上小船，在池塘里捞鱼，在船上用竹竿在水面上用力拍打，把鱼从塘底赶上来，然后用网捞捕，鱼受惊后乱蹦乱跳，水面上鱼群飞舞，一条条银光内亮的大草鱼腾空而起，飞到一米多高，有一条大草鱼竟然跳到小船上，打在我胸前，让我胸口痛了好几天，捞鱼后将大部份鱼上集市上出售，余下的就用来送人和改善生活，好长时间都有鱼吃。我还跟着大人去十多里外的大水潭里捞鱼。捞到一条身上有红蓝条纹的斗鱼，它长得好看却生性好斗，我很喜欢，天天喂食，隔天换水。有一天我把它同邻家的鱼放在一起斗，两条鱼斗得好凶，最后我的斗鱼被咬死了，为此，我还哭了一鼻子。上集市看戏也是很高兴的事。乡上有集市，每逢节日晚上就搭台演戏。有一天，大人带我去看戏，只见空地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舞台上艺人你进我出，唱着不同的声腔，我听不懂也看不懂，只觉得热闹好玩，演出到半夜，我已睡在大哥怀里，由他背我回家，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到四姐家里当大客。在农村里有娘家人上门是很体面的事。登门的当天，我穿着崭新的小西装，像个小大人似的坐上古色古香的娇子，由大人们抬着走，后面的人还抬着一盆盆卤好的熟肉粉丝和果品糕点等礼品，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姐夫家，开始我的访亲之旅。到了姐夫家，已有好多人在门口等待，姐夫高兴地把我抱下娇，稍事洗漱后就上桌吃饭。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城市，比农村人少晒太阳，皮肤较好，姐夫家人见我皮肤白皙，谈吐自然有礼貌，又长得不丑，都很喜欢我，赞我是“好仔”（好小孩的意思）四姐见我为她争了面子，也很高兴。因为两家离得不远，我们当天就返回家。以后四姐随姐夫到上海经商，生活很好，我常去她家玩。过了几年，姐夫因受刺激突发精神病，发病时就打人咬人，我见四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咬伤的地方血迹斑斑很心痛她，就抱着她哭，一年以后姐夫疯病而死，四姐艰难地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不料厄运再次降临，因为姐夫的母亲是精神病人，有家族遗传史，不但遗传给姐夫，还累及孙子，四姐的小儿子长大后在北京上大学。文革中因派性斗争刺激引发精神病，在学校里与人斗殴致死。以后四姐和大儿子一起生活，大儿子对四姐不错但生性懦弱，媳妇凶悍不敬，四姐睡在不见阳光的储藏室，经常吃剩余的冷饭冷菜，心情很不好。当时，我已在西北工作，回到上海，见四姐受虐待的景况，又无力帮她。心中非常难过。其他几位姐姐的婚姻都很美满，家里人丁兴旺，都能和睦相处。三姐随姐夫去泰国曼谷开办服装厂，生产寸衫、T恤、景况很好。对上海家人也很关心，经常给家里寄他们生产的衣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困难时期，三姐、姐夫每隔半年都给母亲 寄来几百美金，我们几个兄弟也有一份，拿汇来的美元兑付时可以拿到外汇劵，用它购买紧俏物资，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在老家住了半年，又返回上海。下半年我已到上学年龄，就到附近的东华小学上一年级，开始学生生活。小时候贪玩，学习不专心，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毕业，我的语文，祘术等各门成绩都不太好，常受父亲责骂，特别是毛笔字写得不好，松垮乏力没气势，父亲常讽刺我，说我的字要用草绳来綑才行，对我的讽刺很大，到1939年小学毕业后我已十二岁，至此我的童年生活宣告结束。我的童年生活有欢乐也有烦恼。和伯母家的小孩在一起玩，有了纠纷经常吃亏，因为他们比我大，又不讲规则和道理，遇事要压我们一头，伯母是个厉害人，常把小孩之间的矛盾纠纷和两家经营上的矛盾联系在一起，借题发挥，在楼上喊着父亲的小名，又蹬脚又辱骂，诉说父亲的不是。父亲则在楼下伸着脖子大声申辩，母亲吓得不敢吱声，推着父亲回房。两家矛盾的结果，总是以我家失败告终。之后母亲会告诫我们，不要多事，遇事让三分，让人不吃亏。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对养成我日后为人低调，谦让不计较的性格有关。

二、难忘的中学年代

1940年我已13岁，在上海霞飞路（今准海中路）青年中学读书，由于小学的基础差，爱好不一，中学的各门成绩发展不平衡，语文，英语、祘术等主科的成绩常在中下游，高中时代数几何三角等学科常不及格，但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功课却在全班列前茅，在学校里的各项体育活动中，我对篮球、排球、乒乒球都感兴趣，在初中时，我已参加全 校篮球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年令最小校队队员。我只有一米六六的个子，但行动比较敏捷，百米赛能跑到十四秒内，在全校爬杆比赛中，六米高的竹竿，我首先摸顶。在学生时代的爱好，不仅让我有个较好的体质，还影响我日后生活，在工作期间能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在甘肃省合水县银行工作时，我是县篮球代表队队员，多次参加，地区比赛，获得省上颁发的三级运动员和 二级裁判员的证书。1973年我46岁时，代表县上参加全地区足球比赛，还踢进一个球。组委会考虑推举上省上比赛，后因我年令过大而作罢。

在中学生时代，我经历了国家和家庭的好多大事，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发起八一三事件，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数月后退出上海沦陷，我们都在铁蹄下生活。每天经过日军岗哨都要向日兵鞠躬，有时日本兵还会用上好刺刀的枪在我身上乱拔乱戳，故意吓人取乐。在文庙的展厅里，我看到好多玻璃瓶里泡得发胀的中国军人的残肢。在慈善山莊（专门掩埋尸体的机构）看到一车车被打死，饿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我感到屈辱，愤怒，从小就埋下对日冠仇恨的种子，国恥不可忘一定要牢记。在日伪高压统治下，整个上海人心惶惶，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市民生活非常艰难。有一时期，一大家人只能以红薯充饥。困经营困难，父亲与伯母家分开经营，又把门面房出租，与人合伙跑单帮，到苏北一带贩买鸡鸭来上海出售，获取微利，解决一家人生活。当时父亲已50多岁，贩买鸡鸭肩挑手提，对本已身体不好的他影响很大，落下了病根。1945年日本投降，举国大庆，本以为日本人走了，生活就会好起来，不料国民党到上海后，大肆掠夺市民财富，抢夺房产，接收大员以我家门面房的承租人曾为敌伪政权干过事为由，认定是敌产要没收，父亲聘请律师与之打官司，经过数月诉讼，最后法院判定为非敌产，将房屋退回。以后为了付清诉讼费，律师费和托人办事的费用无奈将门面房出售，但售房款只剩下百分之三十，这笔钱也暂时缓解全家的经济困难。1946年我正要读高三下半年课程，但家里经济拮据，父亲除负担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外，还要负担我和弟弟，两个侄子的学费，确实困难，迫于无奈，只得让我辍学在家，就差半年，没有高中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连遭失败，靠发行法币维持其巨额的军费开支，造成恶性通货澎胀，法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推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劵一圆折合法历三百万元的比例收兑法币，并强制以二百金圆劵收兑一市两黄金，以两个金圆劵收兑一板银元，把民间金银搜括一空。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劵发行量已超予定的65万倍，物价上涨120万倍，当时我经人介绍到一家报导市场经济信息的中华新闻社工作，做缮写，印刷，记者等工作，工资很少，只能解决我个人生活。领到工资后就赶紧买生活用品，但还是赶不上物价一日数变的涨幅。八块金圆劵的工资在上月还能买50斤大米，这个月只能买20斤。此后，新闻社倒闭，我也失业在家。上海市民这种天天为生活奔波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才好转。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外围战争失利，准备逃跑，为掩人耳目，还打着庆祝胜利条幅进入市区游行。实际上是调动军队奔黄浦江登船逃往台湾。当晚，我家路口有坦克轰鸣声，呐喊声和密集的枪声，我们都吓得不敢出来看。第二天清早出门一看，国民党军队早已逃光，墙上有很多枪眼，有好多解放军拖着枪靠墙边坐着，躺着，看样子是一晚上就没有好好睡觉，亲眼看到解放军宁受室外风霜也不进民宅不扰民，严格执行纪律的优良作风，很受感动，深感解放军的伟大。

1986年8月郑裕铨在庆阳地区银行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上发言

三、坎坷又幸福的革命生涯

1949年5月27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成立了军管会接收和改造了全市所有旧机构，成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管理机构，采取打击敌特破坏，安定人心，扶植工商业恢复发展生产，抑制物价等措施，逐步稳定局面，经济情况好转，市民生活走出困境。当时几个哥哥都有了工作，只有我和五弟在家无事。1951年，我参加市总工会开办的失业工人财经技术学校，学习近一年的会计，薄记等财务知识，1951年市政府为加强对金融业的领导，成立公私合营银行，专门管理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新机构需要招收一批人工作，听到银行招人的消息即刻报名应试，并被录取。同年9月被派至公私合营银行浦东干训班学习。干训班地处现在繁华的陆家浜商业中心，但当年四周都是农田，农户也少，十分荒凉，学习班在几间旧厂房内，没有教室、礼堂、也没有课桌，椅子，四百多名学员挤在几间库房改造的大房里，睡的是一色的上下铺铁床，学习是在低矮的小方桌上进行。到吃饭时，课桌就是饭桌。大礼堂是临时搭建的天棚，遇到大会报告，坐在小板凳上，加上一块小木板搁在腿上，就用它当桌子记笔记。时间长了腿坐麻了，也只能揉揉捏捏，不敢站起来活动。后门外是一块空地，有篮球场和乒乒球桌子，是唯一的活动的场地。学习班的口号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四百多学员就根据这一要求，一起 学习，一起生活，一起跳舞唱歌，打球做广播操等文娱活动，尽管生活很紧张，但气氛很热烈。活跃，彼此关系很融洽。我们这些学员中，除新招收入行的年轻人外，大部份是旧银行、钱庄工作的老职员，年龄比较大，受旧社会的影响较深，但在学习上都很认真、都很投入，能结合学习生产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新旧社会对比等课题，大胆暴露思想，敢于解剖自己。经过四个月的学习，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四个月的学习，使我感到 参加工作，不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参加革命，当一个革命干部。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多作贡献，是我的使命，是我的一份责任，任何时侯都不能忘记。在学习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工作，月工资125个折实单位（折合旧人民币60多万元），还免 费供应一顿丰盛的午餐。优厚的待遇，正规的工作，安定的生活，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是中国共产党给我带来了幸福，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深深地札下了根。之后我又抽调去参加理论学习专业培训。1952年初，合营银行在苏州开办银行在职人员学习班，我去学习班担任小组学习辅导员，帮助新 来学员学习理论。学习班的工作很忙，星期天也有很多事情，一直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母亲见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很不放心，要父亲来看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约了二姐夫郭大良，师兄萧静波，一起坐火车来看我，和我一起观看苏州市容和狮子林，观前街等景点，又去饭馆吃活虾，大鲤鱼等时鲜菜。亲人的到来让我很高兴，感到亲情的可贵，但看到年迈的父亲消瘦的面容，瘦弱的身体，还走长路来看我，又感到心酸。

1952年5月，上海市政府根据当时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和技术力量的差距，发出了支援西北银行建设的动员令。听到号召后，我怀着一颗为祖国建设出力的赤子之心，决心报名参加，回到家里和父母亲商量，他们都不同意，亲友也给说西北荒凉，生活艰苦的景象，好意劝我留在上海。但我想起党的号召，祖国的需要，领导的谆谆教导，心想好男儿志在四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生我养我的上海，踏上支援西北建设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52年9月23日，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天，我和近两千名立志参加西北建设的同行者和家眷，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一生中新的探索，火车带我们上京沪线，登越陇海线向西安进发，一路经过南京、徐州，郑州等城市，当地金融职工得知消息后，不顾白天辛勤工作的疲惫，连夜守候在车站上列队欢送，锣鼓声，欢呼声，口号声响起一片，为我们鼓劲，热情的场面，使人精神振奋，不少人感动得落下眼泪。9月27日到达西安，人行西北区行为我们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会上领导同志热情洋溢的致词，语重心长的鼓励和期望，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也带来一丝淡淡的的愁意，感到忐忑不安，在那神秘而又陌生的西北大地，我能适应吗？能有所作为吗？在西安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正式分配到甘肃省庆阳地区人民银行工作，我们52名银行职工和家眷分乘三部卡车，驶向目的地西峰镇。离开西安后，卡车行驶在平坦的八百里秦川，一过永寿县，地势越来越高，卡车爬坡，到了山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黄土高坡独特的地形山貌和从未见过的沟、梁、川、峁、盘旋起伏的山路，粗旷豪迈的黄土高原使我们感到新奇。同行者有好多是从未到过农村的城里人，没见过麦田，在经过一片绿油油的麦地时，有人惊呼“高山上的平原还种那么多韭菜”引起大家一片笑声。车到西峰镇就遇到麻烦，因为行李多，车的高度超过低矮的城门洞，只得把一部分行李卸下，待车过了城门洞口，再装上，下榻的旅社是一排排平房，房里都是通铺，一色的硬床板没有电灯，自来水，纸糊的窗子破破烂烂，房屋的陈旧，设施的简陋，对过惯舒适生活的我们，真出乎意料之外，也许是老天爷对我们的考验吧，刚住下两天，参加了西峰银行组织的中秋联欢会后，在古历八月十六的晚上，天气骤然变冷，寒风凛冽，鹅毛铺天盖地而来。这场在陇东地区也极罕见的早雪，一夜之间把大地打扮得银装素裹，呈现一派隆冬景象。而这时，在上海正是穿短裤，半截衫，吃棒棒冰、喝汽水的季节。面对这巧合的恶劣天气，吓坏了我们，不少人感到难以适应，前途艰难，一些有老有小，拖儿带女的人，看到父母埋怨，子女闹着要回上海，不禁在阴暗的煤油灯下黯然伤神。1952年10月，我和同行的方福坚，吴学斌、陈明康、罗志明一起分配到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合水县工作，这个曾是陕甘宁边区贸易集散地，早已失去当年的兴旺和繁荣，县城唯一的一条街道旁坐落着一些黑瓦土墙的小店铺和住家，还有几家骡马店，没有电影院，剧院。唯一的娱乐场所是一座建在土堆上的小戏台，一到晚上街上一片漆黑，很少有行人，银行的宿舍很少，我们新来的职工就借住在群众家里。第二年银行新盖的小楼竣工，才都搬到新房里，有家属的还住在群众家里。银行的生活设施很差，没有水电，还都点油灯，睡硬板床，冬天御寒的只是一尺多圆的小火盆，只能围坐火边，伸出双手取暖，用水如用油，全行几十人吃水要靠毛驴从沟里驮来。一天两餐，主食是馍馍、面条、黄米干饭，吃的菜是炒洋芋丝，大葱、萝卜、青椒丝凉拌“三大王菜”，或是辣子、醋水蘸馍馍，新鲜蔬菜很难见到，一月内难得有几次荤食打牙祭，就餐时是没有桌椅板凳，大家就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面对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吃不惯面食、生菜，怕冷不怕热，会坐不会蹲的上海人来说，真是严寒难挡，食不甘味，坐立不安。加之一年后又开始工资定级，我的工资定级后由60多万旧人民币减为50多万旧人民币。降得最多是陈明康，他在上海是旧银行襄理，工资120多旧人民币也调低为50多万旧人民币。这一切，都引起我们的思想波动，又听到其他银行同来的人有借故返回上海的，有干脆不辞而别的。我们怎么办，是去还是留，思想斗争很剧烈。就在这关键时刻，县支行李发荣行长（1939年就在边区银行工作的老干部）亲自给我们讲边区斗争史，讲边区革命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动员我们战胜艰苦困难留下来为边区人民服务。还在生活上照顾，派专人去西安采购大米，虾米，鱿鱼，海参等食品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深受感动，心想党和人民需要我们，西北建设需要我们，怎能只考虑个人利益，害怕艰苦走回头路，我们互相教育，互相鼓励，都决心留下来，没有一个人离职返回上海。都安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当时我最大的困难时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银行业务，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困难面前，我并不气馁，坚持从自学学起，把学习银行专业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多年来我没有机会参加银行业务专业培训，但我以坚强的信心和毅力坚持自学，每天都挤出时间用于自学。在学习中，我还虚心拜能者为师，真心实意向熟悉业务的老同志请教。同宿舍的王显安同志是北京总行调来的老同志，单身一人在合水工作，因年龄大，身体不好，我就主动帮助解决他的生活困难，每天帮他到痰盂，端尿盆，夏天晒草褥子，冬天生火盆，有病时请医生买药，王显安也很关心支持我的工作，见我初次担任会计股股长，困难很大，就给我讲如何当好领导，并提出不能当外行，从实际中学，多顶班上岗熟悉业务情况，结合实际贯彻制度不能生搬硬套的多条建议。这几条成为我以后学习和工作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使我有较厚实的金融理论基础，银行工作的知识也比较广。

1954年1月23日我和同来西北的方福坚同志在合水县银行结婚，我俩既是同学、同事，又是战友，同路人，在工作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度过文革时期的灾难和艰辛，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关爱照顾，遇到矛盾多理解少固执已见，多尊重对方，少自以为是，采取冷处理降温化解，一生中和睦相处，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婚后数年内，大女儿郑琦，大儿子郑斌，小儿子郑方先后出生，郑琦是福坚在1955年回上海生育的，岳母很喜欢，不舍得他回西北生活，此后就由岳母一手抚养长大，在上海上学，工作，随着日月变迁，子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1981年11月6日，郑斌和张洁，郑方和余文同日在合水县银行结婚，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郑臻和郑超。郑琦于1984年在上海与叶宇申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叶家林，我们的家庭成员因工作的原因，没有同住在一个城市，但几十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爱，互相照顾，彼此礼让，和睦相处，彼此挂念，每逢过年过节，都挤出时间从上海，兰州回来探望我俩。第三代郑臻、郑超、叶家林、王窃英也很有孝心，经常关心问候，为我们送来喜爱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温馨祥和的浓浓亲情使我俩感到欢乐和幸福，也是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但我一生中最大遗憾是父母亲，岳父岳母去世时，我都未能侍奉在床，为他们送行，诸兄弟姐妹去世时都因身在西北，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每想及此，心中非常难过，十分愧疚，我岳父方行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发扬祖国中医事业，因医术高，医德好，在北京中医院任院长时，曾被公众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1956年在上海曙光医院工作，在行医中治愈不少病人，在社会上享誉很高。1964年因病去世，享年79岁，院方破格为他举办盛大的追悼会，纪念他的功绩。岳母潘若瑛在岳父去世后，一直和儿子方言一家和郑琦、宇申一起生活，身体也很好，1986年4月，我与福坚去广州疗养后，返回上海探望两家老人，至1986年6月9日离开上海，返回西北，临走时岳母在家门口目送我们走出弄堂口，不料下午却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92岁。家人将加急电报发到我们去西安的火车上，列车长很负责，将电报送到我们手里，并为我们安排返回上海的车次，使我俩能顺利返回上海，参加岳母的丧事。岳母为人慈爱，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我们都很怀念她。我母亲去世时，也有类似的情节，为我带来极大遗憾。父亲1958年因病去世，享年66岁，此后，母亲和五弟郑裕海，五妹郑曼莉一起生活几十年，身体一直很好，终日操劳家务，照顾家人，而且善于烹调，在一个小煤球炉子能做一桌好菜。我们回家时，她都亲手做鱼丸、鱼面、虾球、芋泥，煲饭给我们吃。她做的菜质量高，风味特别，我们都很特别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经常会津津乐道，阿妈做的菜是如何如何好吃。回上海吃阿妈做的菜成为我们一家人的向往。1989年12月14日，母亲不幸摔倒，摔断了髋骨，卧床不起。闻讯后，我与福坚赶回上海看望母亲，福坚天天为母亲洗脸，擦身体，喂饭，侍奉三个月，因假期已超多天，见母亲病情平稳，无奈告别母亲返回西北，不料离别母亲仅十多天，1990年3月20日母亲突然病情恶化去世，享年99岁。我与福坚再次返回为母亲办理丧事。母亲的去世对全家人的打击很大，我们都非常悲痛。她是郑家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长辈，对小辈非常慈爱，尽心关怀照顾。每逢过年过节，子女们都来看望她。我的堂兄弟，表兄弟、远方亲戚和世交、友人都来给他拜年，成都路老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她去世好似一代人的陨落，亲友之间的往来大大减少，以往的热闹已成为回忆。两家老人去世都埋葬在苏州扬湾华侨公墓（父母亲墓地为二区 中区 45排24-26；岳父岳母墓地为二区 西区 42排 41-43）宗英、宇申每年清明节都去苏州扫墓，几十年如一日，不稍懈怠，我和福坚每次回上海，都要去两家老人墓前烧香祭拜，沐恩悼念。

1958年庆阳、平凉两地区合并为平凉地区，原宁县、正宁合水合并为宁县，三县的银行也合并为宁县支行。1959年初，我与福坚都调至宁县支行工作。直至1962年，三县分开后，再回到合水银行工作。在宁县支行三年，工作比较平稳，顺利，但在生活上却遇到不少困难。当时是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粮、油蔬菜等农副产品供应很少。我们的粮食定量只有24斤，其中有6斤供应洋芋，（四斤折一斤粮食）。好多饭量大的人都吃不饱。有的出现浮肿，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县银行在九嶮乡山区办起农场，自己开荒种粮，种菜，放羊有劳力的男职工轮流去农场干农活。1961年秋收时节，我被抽调至农场搞秋收。天天挖洋芋，收高粱，再从地里担回场部，劳动量很大，虽然辛苦，但劳动积极性很高。白天吃的饭是自己收获的粮和菜，不定量尽饱吃，晚上天黑就睡觉，在一个大窑睡了近二十人，睡前在煤油灯下，打扑克的，下棋的吼秦腔的，尽情打闹，很是尽兴。在农场里劳动近一个月，才完成收秋任务，用大车把收获的粮、菜、羊、肉拉回县银行。这场收获活动，不但是一次劳动锻炼，还学到了如何挖洋芋，收割蔬菜等好多农业知识和技能。回到家里，粮食紧张仍然是现实困难，年仅2岁的郑方，粮食定量只有八斤，天天吃不饱。因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又患上了腹泻，吃了多种抗生素都止不住。过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听说有特殊情况还可以调整粮食定量，我就想粮食部门申请。并到曾是老同事的粮食局求情，结果是没有官衔和特殊关系，申请没有批准。我们为自己无能为孩子提供必需的食品，造成他身体瘦弱，感到自责。好在他长大以后，经过自身调节，身体没受多大影响。在宁县银行工作期间，我分配在农金股，常有下农村工作的机会，在基层营业所职工的帮助下，常可买到猪肉、鸡蛋、白米，茶叶等紧缺物资，回来贴补家用，终于艰难度过了那段困难的日子。

1958年冬天，支行领导要我下乡锻炼，分配我到板桥乡收贷款。接到任务后，我心中忐忑不安，过去没有下过农村，乡里生活一无所知，如何完成收贷任务心中无数，压力很大。到农村后发现面临的困难比想像的要大，仅生活方面就有“五怕”难以克服，一是怕走夜路、雪路。乡里开会都在夜间，而我眼睛不好，一到夜间就辨不清楚方向，没有人陪同就寸步难行。遇到雨雪天道路泥泞难走，有的农民家是地坑院，要下坡道，需旁人搀扶，才能下去。二是胆小怕狗，农户的狗都很凶，见生人就猛叫猛扑，就是手提棍棒也不敢走近，没有主人挡狗就无法进屋。有几次已进了窑洞，而狗在院里卧着，就不敢出来，像坐禁闭一样，很是尴尬。三是怕睡热炕，农民好客，见来人就多加柴火把炕烧得很热。这对睡不惯热炕的我是个苦难，有时只好把被子垫在身下，上冷下热，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四是怕窑洞坍塌，有的农民家里窑洞时间长，窑顶裂缝很长，土块破碎，在窑洞里吃、住、心中不安，生怕会塌下土块伤人。五是怕走错路找不到村干部派饭要挨饿。面对这些困难我没有退缩，在基层银行职工的帮助下，我把每一次下放活动当作一次战斗，当作锤炼自己的机会，坚持到村到户召开贷户会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有借有还的规定，一起祘收支帐，动员积极还贷。经过多方努力，按期完成上级分配任务，得到县支行的表扬。

 在平静的工作几年以后，我又卷入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漩涡中。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夫妻俩因家庭，海外关系问题连累被靠边站，交代问题，险些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厄运随之而来，十年动乱中，都在苦难中度过。运动开始后县银行20多名职工，分裂成立为红鹰战斗队和今胜昔两个战斗队。分队后受派性的影响，昔日和睦相处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不复存在，却将对方视为对手敌人进行攻击，我加入的红鹰战斗队大都是外地人和老职工，旧社会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都成为对方的炮弹，不择手段，编造事实进行诬陷。我们红鹰战斗队10名队员就有5名，被加上各种罪名实施专政，进行批斗，捆绑，抄家。运动进入揭批阶段，就有人贴出我利用收音机发报，里通外国的大字报，说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一下子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事情的起因是我花了40元从一熟人手里买来一台二手货的半导体收音机，由于质量不好，调台时会发出吱吱啦啦的电波于扰声，就因为这不正常的声音，就认定我是和海外发报联系，作为我反革命活动的罪证。在政治陷害的同时还否定我多年的工作业绩，称我是“假积极”、“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还进行非法綑绑，抄家时把许多书籍都拿去检查有无反动言论，检查中发现我从商店中买回的一本笔记本里印有一幅世界地图，就认定我打算叛逃出国，在寻我出国路线。此后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八个月，多次作为牛鬼蛇神游街，戴着二尺多高的纸帽子，上写“里通外国”的大字，走在当时被打倒的县委书记后面，从街头到街尾，接受观望人群的唾骂。我爱人方福坚参加工作时只有23岁，家庭和本人历史清白，对方战斗队见找不到问题，就派人去上海外调她的社会关系，而且歪曲事实，将她堂兄曾担任过国民党财政厅长的一段历史转加到我岳父身上，污蔑她隐瞒家庭历史，以欺骗组织的罪名实行专政，和我同时关入牛棚。一周后，因有孩子要照顾，才放她回家。此后她天天来给我送饭，并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咱们没有干反党的事就什么都不怕。那时因我涉嫌反革命活动，一些同事、朋友怕被牵连，都不敢接近我。但也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被冤的，主动告诉我要想信群众，相信党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李家庄的一位农民对我说，你们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假的真不了，你们没有里通外国，不用害怕。刚从牛棚放回，已调任外县的李发荣行长就专程来看我们，鼓励我要坚强起来，顶住压力，实事求是，相信组织会正确处理。并坚持在我家吃饭，表示对我的支持。领导的启示，群众的信任，使我在黑暗中见了一丝曙光增加了信心，打消了一切绝望的念头。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举国欢腾，随着我们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前进步伐。中共合水县委为我落实政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取掉压在我头上的精神枷锁，我的心情很激动，党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像股暖流温暖我的心，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作出贡献，来表达我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此后几年我做了以下五件事：

一是撰写银行工具书，普遍提高银行职工业务知识。文革中受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学习业务技术被诬蔑为“业务挂帅”走白专道路，形成老手不敢抓，新手不想学，职工业务素质下降的局面。而今有了学习条件，一些新职工有工作热情，想学一点业务，却因缺乏学习资料和教材，对一些银行术语和业务名词都不懂，严重影响学习的进度。于是我决心编写一部简明实用的工具书，供职工入门学习时参照。我利用工作空隙，大量收集、整理银行常用名词和术语、行话进行分类归纳，逐一进行浅要的注解。当时，我已年过半百，长期爬桌子办公，带来了消化不良，肠功能紊乱等职业性疾病，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要加班到十一、二点才休息，加重了病情，经常肚子胀痛，吃不下饭，但我坚持下来，犯病时就吃几片药，站起来走走，站着想，想好了再坐下写。由于自己写作水平不高，又因多年的政治动乱，原来一些学习资料大都丢失不全，在编写时困难很大。有的术语、行话看起来很简单，可以意会，但要写成文字来解释就很难，往往浅解一个名词要想上好几个晚上，但我到处搜集资料，同一些熟悉业务的同志研究，坚持一个一个地啃，不搞清总不罢休。经过努力，终于在银行领导和同志的支持下，与我爱人方福坚同志共同写出了近六万字，有三百三十九个名词的《金融名词及术语浅解》一书，并于1978 年12 月印发给全区各级银行职工作为学习资料，一些新职工拿到后都很满意。《财贸战线》《甘肃经济报》发表我们写成这本小册子的消息后，有几十个行的银行职工来函索要，我都尽量设法予以满足。1980 年12 月，我又写成了《有关银行业务计算公式》的第二本工具书，汇集了有关银行货币流通、信贷、结算、储蓄、利息计算、经济核算的119个计算公式，举实例和文字说明，印刷成册，供全区银行工作中使用。1981年，甘肃省人行金融研究所筹备编写《金融辞汇》一书，抽调我到兰州参与编写。先后三个月，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全书七百多条词目中，经我执笔起草初稿的有420 条8 万多字。1981年十月，该书经兰大经济系审查后出版6万册，在全国发行。1983 年下半年，中国金融学会和甘肃省金融学会筹写《金融业务工作手册》，指定我撰写工商信贷基本知识问答部份，共39 条2 万多字。编成后，发行6.5 万册，成为金融系统一本较有影响的辅导教材。1988 年金融体制改革进入高潮。金融部门开拓了一些新的业务领域，增加了不少新的业务内容，在建立新型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上，迈开新的一步。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和杨波、荆勤忠合编了《新开金融业务知识简明问答》一书，提供金融市场，金融管理、票据、信息、证券等18个方面的300多个条目，发行4000册，成为当时金融职工学习新开业务的一部新的教科书，并获甘肃金融学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是开展调查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洪流中，我注意收集信息，研究市场变化，经济改革给信贷活动带来的影响，结合存在问题，提出应对的决策。自1980 年起，我先后撰写《必须加强对城镇集体企业的信贷管理和现金管理》、《对当前货币流通中几个问题的探讨》、《略谈信贷竞争的利弊和设想》等学术论文20 多篇，被总行、分行和省级经济专刊录用，分别登载在《中国金融)、《甘肃金融)、《甘肃经济论丛) 等报刊上。为了贡献自己的知识，为提高银行经济效果出力，我克服种种困难，在有病养伤期间，也争分夺秒，抢时间完成撰写任务。1982 年7 月的一天，我正在构思一篇有关信货资金经济效益的学术论文。忽听院内有人喊救火。原来是一名职工在家里用煤油炉做饭，因为油添得太满起了火，慌乱中想把煤油炉扔到院里，却扔在门框上，门上、地上溅满了油，门框也燃起了火，如烧着了上面的纸顶棚，火势将不可收拾。我第一个赶到现场，发现情况紧急，就不顾一切，用双手端起了打翻的煤油炉，扔到院里，切断了火源，又脱下上衣，扑打火苗。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终于扑灭了火苗，避免了一场火灾。火灭后，其他同志发现我身上衣服还在冒烟，裤子、上衣都烧坏，双手十指和右腿、脚腕都烧起了泡，就送医院治疗，又在家养伤两个多月，才恢复健康。在此期间，我心中还惦念要完成构思好的论文，在右手能握住笔，就吃力地写起来。当支行负责同志来家里看我时，见手上缠着纱布，腿上还淌着血水，就对我说“有伤要好好休息，伤好了再写也不迟呀”，我说“闲着没事，早写好可以早参加讨论，对工作有利”。等我伤好上班，这篇论文早已交稿，并发表在1983 年第一期《甘肃金融研究》专刊上。
    三是主动挑起干部培训重担，为提高业务干部素质贡献力量。多年来我坚持自学，潜心钻研金融理论，银行业务较为熟悉。但我想到，我的每一点长进，都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取得的，知识是人民给予我的，为此，我主动把培养骨干和新手作为自己的职责。1982年我负责庆阳地区银行经济员培训班的行政管理又兼讲学工作。经过一年的学习，学员的成绩都比较好，不少已成为全区各级银行的业务骨干。在日常工作中，我对一些青年职工坚持做好传思想、帮工作、带作风。当他们遇到疑难问题时，我就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耐心讲解，直到弄通为止。合水县支行罗瑞林是1979 年顶替他父亲入行的青年职工。以前在家务农，只有小学程度，文化低、基础差,工作中困难很大。我就手把手教他记帐、点钱、打算盘，学写阿拉伯字码，晚上还教他学文化，讲参加工作的目的要求，在工作中从严要求，使他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两年的锻炼，已成为出纳岗位上的一把硬手，多指多张点钞由刚入行每小时3000 张提高到12400 张。八二年全区银行技术比赛时获出纳专柜收付第一名，并被评为全区金融红旗手。在培训青年职工上，我不仅从业务技术上辅导，而且从思想上帮，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我发现他们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单调，有的青工为排除苦闷，下班后就以喝酒、打牌、串门子说东道西来消磨时间。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一方面动员他们加强自学，一方面积极开展文娱活动，把大家组织在一起打球，下棋唱歌、舞蹈，参加各种比赛，活跃生活，培养集体主义感情，使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有正当的消遣。都能安心地做好本职工作。

四是学以致用，联系实际，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1984 年，我到各县调研，发现有的银行对个体户贷款审查不严，掌握偏松。一些所谓“公司”、“中心”、和个体商贩趁银行试验改革之机，在各专业银行多头贷款，到处开设存款帐户，脱离银行监督。发现后就写了《试谈放好个体户贷款的重要保证》、《略谈信贷竞争的利弊和设想》等文章，提出了“态度要积极，头脑要清楚，手续要健全”的三点建议。文章发表后，在省、地金融学会代表会上，我还发言交流，引起各方面重视，不少专业银行很重视，对多头贷款进行清理纠正。1985年我在地区支行工作时，发现各县上报的报表多达13种246个统计项目，而且报送时间前后不一，很难及时掌握全区资金活动全貌。我就对各项报表进行去粗存精，选择其中重要的数据，设计了《全区银行资金活动快报》由各县银行上报。这一改革，使中支领导可提前7 至10 天了解全区资金活动情况。
    五是坚持原则，按规定办事。我在参加工作以后，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经常用《党章》、《准则》检查衡量自己，抵制不正之风。1985年，我在合水县搞信贷大检查时和县支行同志一起深入26 个贷款单位，采取走访、座谈、查帐的方法，查出部分单位用银行贷款搞基建买汽车、垫支历年计划外超支等各项不合理用款25 笔130 多万元，占贷款总额的12.5%。这些问题发现后，有人对我说，你在合水工作30 多年，都是熟人了，要反映和处理这些问题，不怕得罪人吗? 听了这些话，我思想上也有顾虑，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银行干部，应从全局出发，秉公办事，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害怕人骂就回避矛盾。于是，我坚持向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对不合理贷款分别采取收回贷款、加计罚息等办法进行处理。其中有3 户企业挪用贷款搞基建也及时收回，维护了财政纪律的严肃性。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管是在那个岗位上，我都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心一意把工作搞好，为老区人民多作贡献。我在工作上的点滴成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承认和鼓励。
    1980年10月，我由陈贵生、辛克治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0月经组批准转为正式党员。1987年人民银行总行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并先后任庆阳地区金融学会秘书长，理事，并为中国金融学会会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学员。在工作期间先后20多次获省、地、县和上级银行授予的先进称号，1984年和1986年两次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1986年评为全国优秀工作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1979年12月，我作为甘肃省金融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代表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见到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使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1986年8月，我评为全国金融劳模后，又参加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金融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大会上作了“扎根西北，为金融事业出力”的重点发言。会后还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这一连串的殊荣，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为自己思想和工作上的差距感到不安。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札根西北，服务老区人民，为金融事业贡献自已的力量。

1986年9月，上海金融系统联合派出慰问团来我省慰向1952年由上海支援甘肃省银行的职工。在慰问大会上，我代表来西北工作的银行职工发言，向慰问团致答谢词，会后，我和福坚还陪同慰向团成员一起上麦积山石窑，卦台山等景点游览。

1988年，我已年过六旬，从庆阳地区分行总稽核的岗位退下来，离开朝夕相处的工作岗位，很不习惯，但我的心却十分宁静和坦然。党号召我们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当益壮。作为一名党员身可退志不可退，思想不能滑坡，决心在有生之年尽我所能发挥余热。在退休后，我被地区分行返聘4年，参与《庆阳地区金融志》的编写工作，担任副主编，承担庆阳地区金融大事记，储畜存款等章节的编写任务，共有两万多字收录到金融志里。此后又参加《庆阳地区志》的编写工作，并保质保量地完成浓缩金融志进入地区志的工作任务，得到地区编志办领导部门的表扬。

自1996年起，为加强金融职工的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使他们多一点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少一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不良风气，我收集大量资料，编写了《做一个合格的金融工作者》、《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形势》、《近年的世界发展形势与面临问题》等学习讲座16篇50多万字，在人、工、农、建各县市银行讲课31场，听课职工1349人次。对提高金融职工思想认识起到一定作用。此外还积极参与各单位组织的文娱活动，先后获人民银行老年卡拉OK大奖赛特别奖，西安分行诗歌作品二等奖，老年摄影比赛优秀奖，甘肃现代摄影学会颂发的摄影大赛一 等奖，兰州市“家庭才艺奖”赛三等奖等奖项。

2014年3月，人民银行离退休干部局将我写的“树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文章收录在老银行回忆录的选集里。2016年人行西安分行在编写1948-1998干部回忆录《金色足迹》时，又将我写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篇文章收录在内。2017年11月，人行西安分行委托庆阳地区中支为我拍摄家庭故事片，中支聘请华池电视台霍记者录制我和福坚参加西北银行建设的过程和工作情况，和退休后全家四代人和谐相处的幸福生活，以及银行职工群众对我的评价和肯定。故事片以诚敬立世孝善传家为题，立意很高，显示了对我一生工作的肯定，但我深感不安，我的实际情况比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在今后的日子不断努力改正，迎头赶上。

回顾参加工作后的六十五个春秋，使人思绪纷萦，感叹万千。在这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中是党的教育使我经受住艰苦环境的磨炼和考验，树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我没有虚度一生。昔日年青少知的我，已变成双鬓白发的老人，但却有幸看到祖国繁荣富强，看到我的第二故乡-庆阳老区千变万化。来时经济落后，百业待兴的景象已不复见，一个个新兴、生气蓬勃，颇具规模的小城市已呈现在面前。看到老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逐年提高的景象，使我喜悦、鼓舞、决心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活到老，干到老，继续为老区金融事业作出新贡献。

1986年8月郑裕铨在北京中南海参加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时，会场外拍的照片。

1952年郑裕铨支援大西北从上海至西安后，乘坐马车往庆阳途中的照片。

附记：

（一）歌声带来了欢乐和健康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和各项体育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上海青年中学读初中，全校师生都痛恨敌伪的高压统治，但迫于高压不能公开反对，暗地里成立各项反日组织，宣传抗日。当时，我在学校里参加师生成立的青年文娱社，用歌舞、戏剧等文娱形式宣传日伪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文娱社印发的一本名为“军歌”的小册子，内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歌，毕业歌，松花江上等几十首革命歌曲，我都能熟练地演唱，在一次全市学校联谊会上，我还参加演出活报剧（南方的剧种）扮演一个在街道上讨饭吃的流浪儿童，用歌词诉说父母被日本飞机炸死，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凄惨家史，引起在场观众的共鸣和痛恨，起到了抗日宣传效果，我在学歌时，没有专业老师教唱，都是从收音机里学，听到什么就学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学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后，主要学国内流行的新潮名歌和外国名歌经典，如雪绒花，小夜曲，当我们年轻时等名曲，全国解放后，苏联歌曲成为新潮，流行一时，我就学会莫斯科郊外的春天，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歌唱祖国，赞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选曲，我都学会唱，1950年，我三哥郑裕锋在上海市新中国歌唱团担任指挥，见我在家里无事，又喜爱唱歌，就介绍我加入合唱团，初次接触到正规的专业团体，一切都是很新奇，老师从音乐基础理论教起，教我们练发声，学看歌谱，练习合唱和声，改变了我过去尽嗓子喊，不讲节拍，节奏，不注意歌声感情的自由式唱法，合唱水平逐年提高，到1952年，我已成为合唱团的独唱骨干。在一次上海市广播电台播放的歌唱节目中，我担任大合唱《金日成将军之歌》的领唱，这是我一生中，通过广播向市民听众唱歌的唯一的一次演出，当时，我紧张的心情差点忘词的演出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合唱团还配合政治运动进行宣传演出，1952年上海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就到各企业，工厂演出，用歌声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一些有贪污、腐化、盗窃国家财产的人坦白交代。在体闲时间，团里还组织大家夜游黄浦江，去苏州、昆山等地旅游的集体活动，培养我们的集体意识，使我这个只知有己的旧社会青年，初步树立起集体意识和国家意识，三哥郑裕锋对我们团很关心，常来团里讲课，给我们作合唱专业辅导，他当时是三个中学的音乐讲师，又先后担任三个业余合唱团的指挥，1954年，以新中国合唱团为班底。升格成立上海合唱团，他是合唱团的职业声乐演员，此后一直从事音乐事业，长期担任上海市各项大型合唱演出的指挥，为表彰他的成就，1992年上海市20个单位联合为他举办《郑裕锋合唱指挥音乐会》专场演出。1986年从上海乐团的指挥工作岗位退下来，还担任各老年合唱团的指挥，继续为发展合唱事业作贡献。2000年7月6日因病去世，2005年上海音乐协会专门举办《郑裕锋音乐纪念会》专场演出，我和福坚、三嫂、克宁、庆华都应邀参加。在新中国合唱团的两年时间里，我学会了不少音乐专业知识，增强了集体观念。1952年8月因赴西北工作，才无奈离开合唱团。

1951年我参加上海公私合营银行工作，先后在总行宣教处，辅导班，培训班等部门工作，那里的歌舞气息很浓，大家都爱唱歌、跳舞、经常去附近的外滩公园玩，几十人围成一圈唱革命歌曲，跳集体舞，做游戏。在浦江东干部训练班学习时气氛更加热烈，学歌、唱歌是每天不可缺的功课，每次开大会和外出游行都要唱歌活跃气氛，几个大队之间互相拉歌，十分热闹，干训班地处浦江陆家浜，我们绝大数时间学员都住在浦西市区，隔着一条黄浦江。每逢星期六学员放假回家和星期日下午返校，都要乘黄浦江轮渡。学员们在船上聚在一起就一直唱歌，到船靠岸为止。唱歌也引起管理人员的注意，告诉我们歌声会掩盖船上汽笛声，对行船安全不利，之后船上唱歌才停下来。四个月的学习时间，唱歌已成为我们最喜爱的文娱活动，对调节身心健康发挥很大作用。入学不久，我被发现曾参加合唱团唱过歌，就逼着我给大家教歌，当时有一位姓林的学员，有较强的专业音乐知识和能力，但态度比较生硬，有时会摆老师架子，对别人的提问和建议很不耐烦，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硬要我代替他，我虽参加过合唱团，但从没有教过别人，怎么教心中无数，刚上讲台，两腿发软，头脑发昏，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先后为大家教唱白毛女，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歌曲，勉强完成教唱任务。

1952年底，我分配到甘肃省合水县银行工作。那里是陕甘革命老区，承载着延安的革命作风，工作很严肃、紧张，生活却很团结轻松，活泼。歌唱的气氛更浓，不仅开大会时要唱，每天早上学习时间也要先唱一阵歌再开始。记得有一年在集体唱歌时，还闹了个笑话。当时，全县部分干部在银行大会议室开大会，会议还未开始，正在互相拉歌，突然有人感到地动、人摇，就大叫地震来了，一时间秩序大乱，很多人夺门而出，争着跑到院子里，见没有什么动静，再回到屋里，只是满地狼藉，钢笔，笔记本，鞋遍洒一地。令人又好气，又好笑，集体唱歌的景象延续多年，之后随着多次政治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反右，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以往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直率减弱了，代之以互相提防，猜忌多了，纵情歌唱的心情少了，此后，除非是上级布置要参加联欢会出节目，才有机会在一起练歌之外，集体唱歌逐渐停歇下来，有一年的国庆节，县政府要办庆祝晚会，要各单位出节目，行领导指定要我组织节目，我就发动大家练习七律长征，过雪山草地等歌，并在歌与歌之间，加上一段颂扬之词作为连接，编排成诗歌朗颂《长征组歌》节目，我和福坚都穿上借来的红军军服八角军帽，化装成红军战士上台演出。由于内容充实，有新意，歌唱得较好，演出比较成功，这次演出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动乱时期的唯一的一次演出。

1976年9月，在党中共正确领导下，一举粉碎为害多年的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歌舞，心情奔放，沉默多年的歌声又逐渐恢复，此后几年，机关、企业和个人歌唱之风快速兴起，群众性的合唱团体、文艺沙龙发展很快，家家户户也都唱起了卡拉OK，1981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金融系统也掀起了发展储蓄事业为四化建设筹集资金的热潮。当时，我在合水县任信贷股长，为了推动储蓄事业的发展，我自己写词作曲，谱写了《金融战士真光荣》的一首歌，登载在人行总行刊物《中国金融》第八期上，起到了鼓舞金融工作者斗志的作用。同年我还制作了《五讲四美多储蓄》《有奖有息定期储蓄就是好》《当个千字号》等储蓄宣传材料，其中《五讲四美多储蓄》改编成相声，我和同事何兰平还在一次晚会上登台演出，我俩都没有学过相声，没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就冲着一腔热情和工作需要就贸然上台演出。以后每想到这次演出就感到后怕，1983年我从合水县银行借调到地区工作。在此期间，组织学员参加地区举办的联欢会，歌咏比赛，我赶写歌词，谱曲、教唱、组织排练，每次演出都比较成功，银行有三次评为先进单位我个人先后五次获得“文体活动积极分子”“优秀演员”“优秀创作”和“歌咏比赛个人奖”等奖项。

1988年2月，我和福坚同时退休，和郑斌、张洁在西峰一起生活，2002年1月11日又从西峰搬到兰州新港城小区和郑方余文一起居住。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我就想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参加社会活动。恰巧小区内的霍炬老师是省夕阳红合唱团的团员，她就介绍我去参加。入团要考试，当天经过音准，乐感，识谱能力的测试，又唱了一支歌。团部认为专业能力还够格，就是年龄太大（已75岁），没有批准入团，第二天，霍老师又带我到《晚晴音乐沙龙》艺术团考试，经过测试，当时就批准入团，并交了一季度团费，到第三天霍老师又告知我，夕阳合唱团经过研究，已同意我入团，考虑夕阳合唱团是兰州市一流合唱团，水平 较高，就放弃了《晚晴音乐沙龙》，参加了《夕阳红》合唱团，在男低声部唱歌，2004年新港城小区成立艺术团，我又报名参加，这两个团队的活动很多，除每周各有两次练唱外，每个季度都有一至二次到兰州市各剧院、礼堂、公园和景点为市民演出，在兰州十年，演出不下百场，既为人民群众带去了欢乐也提高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其中记忆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2005年5月夕阳红合唱团去兰州黄河啤酒厂为该厂庆祝20周年厂庆演出，我在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合唱歌曲中担任领唱，面对台下数千名观众心情特别激动。这次演出也是一生中听我唱歌的观众最多的一次，当时宏伟的场面始终记在心上，久久不忘，另一次是2011年10月3日随新港城艺术团参加在《水车园》举办的全市庆国庆声乐比赛，参赛队有44个，新港城排在最后一位演出。比赛开始后，竞争很剧烈，高分不断出现。我们男声二重唱最后出场，20多名队员唱起了前苏联名曲《伏尔加船夫曲》，以醇厚的男声，激情的演出征服了评委，以9.79的高分，后来居上夺得了冠军，这场

演出也是我在兰州十年演出生活的最后一场，此外，我还多次以个人名义参加歌唱比赛和公益性演出，2002年6月1日我和郑方一起参加新港城第一届卡拉OK大奖赛，预赛时郑方发挥不佳未进入决赛，我唱《祖国 慈祥的母亲》一曲以9.71分列预赛第一名，决赛时因心情紧张，等待比赛时间长，体力下降，临场发挥受影响，列第二名，但奖品不菲，获得VCD音响1台和一个扩音器，2004年我又参加新港城第二届卡拉OK大奖赛，决赛时发挥不佳，仅列第七名，奖品为一件衬衫，2007年6月，人民银行总行举办全国金融职工卡拉OK大奖赛，我被甘肃省分行推荐去陕西户县参加西安赛区选拔赛，唱《夕阳红》《祖国 慈祥的母亲》两首歌，得分居15名参赛人员之首，因总行规定参加决赛选手不超过75岁，而当时我已81岁，评委无奈，只给我评《特别奖》，没有选拔我去哈尔滨参加全国决赛。2010年兰州市举办悦宾海港杯才艺比赛，我与郑方、余文、郑超四人报名参加，原以为上台唱几支歌就可以了，但看了别的参赛队的排练，都有背景和故事情节，不仅是唱歌。于是临时商量，匆忙排练，四人组成一个三代的家庭，先由郑超拿回新画《富贵牡丹》在家里展示，然后由我和郑方合唱歌曲《夕阳红》余文、郑超伴唱，体现和谐家庭的天伦之乐，演出后，得到评委的认可，评为三等奖，颁发奖状，奖杯和一部价值1500元尼康数码照相机。匆忙的演出准备，竟能获奖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以后中央三台还来电话联系，征求意见，有无到北京演出的想法，考虑郑超，郑方都有工作，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完成繁重的演出任务，就决定放弃。

为了丰富晚年生活，我还参加合唱团到各地歌咏比赛，既是比赛又是旅游，在唱歌的同时，还能游览祖国山山水水。2003年9月，我与福坚随夕阳合唱团去昆明参加西部合唱节比赛，获二等奖，赛后游览洱海，世博园等景点，返途经贵阳看望外甥郭永堃一家，经成都返回兰州。2007年5月，我与福坚，郑斌随夕阳红合唱团参加在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合唱节比赛，获金骏马奖，赛后参观乌兰夫纪念馆，去希拉穆仁草原看赛马，马术、摔跤，离开内蒙古后，去山西大同观摩云岗石窟，再经太原至西安，游览大雁塔后返兰。

（二）参观旅游开阔了眼界   丰富了晚年生活

我和福坚在1988年退休前后，还结合开会，观摩学习，疗养，老友聚会，探亲等机会到各地参观旅游。1979年12月我与表哥王学青去北京参加金融学会代表会议，会后去游览故宫，北海，颐和园，登八达岭长城，尽观祖国首都之名胜。1985年我与方福坚，丁志琴先后去大连疗养院疗养，顺路去青岛看具有欧式风格的别墅群，在市内喝啤酒，吃大虾，螃蟹，游览崂山后，经威海、烟台，在蓬莱登船驶过渤海去大连，疗养结束后，又北上沈阳，参观努尔哈赤居住的沈阳故宫。1986年4月，我与福坚去广州人民银行疗养院疗养两个月，返回时，经汕头，厦门，福州，杭州等城市去上海，1988年，我俩回上海送宗英去日本伴读后，去南京探望福坚四哥方福均，又去芜湖看望侄女郑燕华、郑燕萱。游览镇江、扬州后，去无锡国防科工委干休处疗养。1990年9月，参加地区分行的延安观光团，与行内同事游览延安宝塔山，枣园和黄帝陵等名胜，1991年3月，我俩去北戴河疗养，顺路去西安、济南，在曲阜观摩孔庙、孔陵，去天津看望老同事王宝鸿，赵家润夫妇，到北京看望二姐方静怡，和我外甥女郭奕敏，1992年我俩又参加地区银行组织的“赴南方参观团”去广州、深圳等地银行参观学习，返回时，经珠海，潮汕，福州，宁波等地返回上海，1995年5月和1998年3月，我和福坚两次去上海，南京，北京探亲，在此期间，与余天荣、吴蕴华两亲家同游颐和园，与福坚二姐在小熊家聚夕，这次聚会也是和福坚二姐的最后一次见面，在南京与福坚四哥一家同游玄武湖，夫子庙，秦淮河。在上海还参与旅行团，去南昌，庐山，游览八一纪念塔，滕王阁，仙人洞，乌龙谭等景点。2000年5月8日，我俩参加港澳泰旅行团出国旅行，先后游览香港回归纪念中心，维多利亚海湾，太平山，海洋公园，在澳门游览回归纪念中心，大三巴，妈祖庙，并去葡京赌场，赛狗场观看赌博和赛狗实况，在泰国曼谷游览大皇宫，玉佛寺，郑王庙，鳄鱼研究中心，又去逻罗湾，芭堤雅参观毒蛇研究中心，大象表演，参与珊瑚岛冲浪活动，乘快艇在太平洋中奔驰，还见到了美国航母“小鹰号”。2004年至2008年，我俩四次参加“五十年代赴西北工作联谊会”年会活动，分别在银川，镇江、苏州、西安等地聚会。在银川聚会时参观了金水湖电影城、沙湖电视城、西夏王陵进入沙漠，跨越贺兰山，去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南寺旅游区游览。在镇江聚会时，游览茅山，焦山、金山寺、扬州瘦西湖、大明寺。返途中，顺路去苏北江阴、南通、张家港，又去杭州与老友沈三山夫妇去观看胡雪岩故居，西湖博物馆。去义乌看小商品批发市场，在横店电视城看秦皇宫和山洪暴发，㑲舞、清明上河图等电视艺术景观。在苏州聚会时，经吴县木渎至洞庭湖，跨越东山、西山之间的内陆第一大桥，去同里古镇观看静思园奇石，又去虎丘和苏州博物馆，在西安聚会时，白天游大雁塔，晚上看水幕电影，去延安圣地观摩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等景观。年会结束前举行告别聚会，近二百名老友欢聚一堂，互叙离别之情。五十年代来西北之时，正值青春年少，而今都是白发苍苍，步履艰难，此情此景，令人心酸，令人感慨，会上，大家考虑到与会者年事已高，多数已进入耄耋之年，今后不宜远行，宣告联谊会结束活动。

2004年1月23日，是我和福坚一生中的重要日子，我俩已结婚五十周年，郑斌，郑方为我们举办金婚纪念聚餐会，邀请在兰的刘吉和，虞亚菲，郑淑琴，汪芹芳，廖亦欣，王大章，杨荆山等老友共20多人，在兰州东口“巴渝人家”酒店庆贺，接受亲友的祝福，席间，福坚还即兴咏诗，创作了“风雨同舟五十年，携手共度晚晴天”一首，表达了我们我们不忘初心的心情。

随着岁月流逝，我俩已进入耄耋之年，儿女们关心我们的安全，不放心，独自外出，都挤出时间陪我们到各地旅游。郑斌在2005年9月陪我们去新疆旅游，途径兰州，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观看回王陵，高昌古城，千佛洞，火焰山，天池大巴札和海拔以下的坎儿井，饱览了西域风情，次年，又陪我们进行长达四十天的西南华中之游，途经四川、湖北、河南、陕西、重庆五省一市。经成都去都江堰观看鱼咀，宝瓶口，飞沙堰。看都江堰放水典礼，上青城山，渡月城湖，去乐山看大佛，在重庆看解放碑，在朝天门登上豪华游轮，经大、小三峡，看三峡大坝，看神女峰和葛洲坝过船实况，去武汉三镇，上黄鹤楼，逛汉正街，去湖南长沙观摩岳麓书院，去岳阳登岳阳楼看洞庭湖，去广西看桂林山水，坐游轮游漓江，观看甲天下的阳朔风光，又去河南郑州观看中原大地。在洛阳游览牡丹园，门票价格不低，但大部分牡丹花已败落，一片残破景象，大煞风景。

2010年10月，郑斌，张洁又陪我们去嘉峪关看望郑臻，英英，登上宏伟高大，坚固的嘉峪关城墙和西部明珠气象塔，并去酒泉市，游览市容。

2002年七月，郑方，余文陪同全家七人去青海西宁游览，西宁农行行长夫妇陪我们上西宁大楼旋转塔观西宁市容，又去湟中，金银滩，在塔尔寺观看僧侣生活境况，去青海湖、鸟岛，蛋岛看鸟群，去原子弹基地看原子弹爆破遗迹。2011年7月又陪我们去临夏，甘南合作领略草原风光，在桑科草原接受藏民群众敬献的哈达，喝进村酒，听迎亲歌，在蒙古包里喝酥油茶，奶酪，吃烤羊肉，对久居城市的我们，别有一番滋味。在海拔起三千米的草原，宗瑛，对高原反应较为严重，头昏，嗜睡，呕吐，不思饮食，所幸离开草原后即摆脱缺氧困难，没有留下后遗症。2016年3月，郑方一家又陪我俩去河西走廊，游览，到金川后，和车行长、高东顺等旧友，一起吃饭，并陪同去逛东湖、南湖，矿山公园和全国最大的镍都等景点。赴永昌游金山寺，去张掖观赏七彩丹霞地貌。在天祝由已故马院长的儿子接风，并陪同到藏区石门镇友人家里吃羊肉，取神泉水，领略藏民生活情景。

2001年至2008年我与福坚四次去上海探亲，在此期间，宗英，宇申陪同我们遍览上海市容，观看东方明珠，过江隧道，外滩，上海大剧院，博物馆，步行街，文化名人街，世纪大道，世纪公园，金融中心大厦，世贸中心大厦，大世界，老城隍庙等景点，一起去上海市周边的佘山，闵行，松江，七宝，朱家角等古镇名胜购物，尽享汤包，汤团，发糕，青团，油汆子，臭豆腐干等小时候爱吃的，南方小吃，并去知名的避风塘，小南国、苏浙汇等酒店，餐馆吃特色饭菜，还去浙江嵊州观看九龙瀑，在新昌市参观大佛寺，在杭州坐船游西湖，去绍兴咸丰酒店喝黄酒看阿Q故乡。2003年4月，我俩去南京探望四哥和从国外回来的三姐方文，同游扬州瘦西湖，个园，又去市郊大嫂家里聚会，见到了久未见面的侄子弥高夫妇，因当时非典疫病盛行，宗英，宇申担心坐火车不安全，还专程驾车来南京接我们回上海。在1978年至2016年的38年中，宗英曾10次（宇申叶、家林各8次，刘珺1次）到西北看望我们，陪我们外出旅游，帮我们散心，养护身体，一起去西安，延安，华清池，兰州，甘南草原，兴隆山，刘家峡和西宁，青海湖等地的名胜景点游览。还曾三次到西被为我过生日。2016年7月，宗英，宇申，家林和郑方一家都从上海、兰州来西峰和郑斌，张洁一起为我和福坚筹备过九十双寿，7月20日生日的那天，中心支行陈允明，吴慰兰等领导亲自送寿匾，礼金到家祝贺。在雄越酒店礼堂上，挂着寿匾，对联，立着九层高的大蛋糕，来祝贺的亲朋好友一百多人齐聚一堂，吴慰兰行长和老友左权为我们致贺词，亲友们为我们敬酒祝寿，儿女们为我们奉酒献面表孝心，席间，拍照、录像相互祝贺，气氛热烈，使我俩感到欢乐和幸福。这也是我和福坚一生经历中最大的荣幸和安慰。热闹的场面令人感动，牢记心中。

我自1952年离开上海到西北工作，定居已56年，在此期间，我俩回上海探亲共31次，每次回家都受到家人的热情关照和接待，父母亲很慈爱，对我们回家探亲都很高兴。每次回家前，母亲都早早晒好鱼干，用去全国通用粮票换来紧缺的龙口粉丝，让我们带回，临走时，都要送我们到大门外，看不见人影才回家。我的二姐姐夫、四姐、二哥、二嫂三哥、三嫂、克宁、庆华、五弟、五嫂，郑伟、表哥、表嫂和福坚家的大嫂、二哥、二嫂、四哥、四嫂、言嫂和桂妹，小申、小宁、小谦、宝宝都盛情邀请我们吃饭，叙谈家常，诸侄儿、外甥中以克宁对我们最为亲切，每次回上海，他都热情邀请一起吃饭，2004年，还专程到兰州看望我们，近年来因他身体不好，不能受刺激，我们回到上海都不敢联系他，怕他过渡兴奋要犯病，这样做，很不近人情，但又无可奈何。

家人们温馨祥和的浓浓亲情，使我们感到家的温暖也体会到“家和万事兴”确是至理名言，家庭内能做到父慈母爱，子女孝敬，夫妻恩爱，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互扶持，是人的一生中幸福的基础，应该牢记在心。2008年春节前后，我俩和郑斌、张洁，郑方，余文，郑超，七人和宗英、宇申一起过春节，齐聚上海十二橡树保利别墅。2月9日，福坚约请叶、郑两亲家和方家言嫂，诸侄儿侄女共20多人在扬州饭店聚会。2月11日，我约郑家亲人聚会，二姐、三嫂、五弟、五妹、表哥、表嫂桂花和诸侄儿外甥共35人，在小南国酒店欢聚一堂。这也是我郑家在上海最大的一次聚会。2015年4月，我与福坚回到上海，五弟郑裕海、五嫂彬君邀请我俩在他家住四天，并陪同去南京路步行街，人民公园，雕塑公园，豫园游览，在著名的素菜馆“功德林”吃素面，在此期间，五弟、三嫂、言嫂都请我们吃饭。5月27日，宗英，宇申、家林和方家诸侄儿、侄女还在上海1号酒家为福坚过86岁生日。我俩在上海期间，还和宗英、宇申一起坐高铁去看望南京四哥。受到四哥一家人的热情款待。四哥方福均曾任江苏省水利厅长，当时已92岁，还和小泉、小融，榴榴、胡春香等侄儿侄女陪同我们吃饭。还一起到江苏句容生态园博物馆观看科技种植的各种奇花异草，令我们打开眼界。在上海时，与五弟五嫂去新华医院看望因脑梗住院的表哥王学青，他从小和我一起生活，上学，关系很好，多次回上海，他都请我们吃饭，叙谈家常，他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学识渊博，上海财经界有好多人是他学生，而今却一人病卧在床，已不认人，不能语言，令人痛心。2017年5月，我与福坚回到上海，见到宗英的孙女米嘉和刘珺父母，去养老院探望宇申的妈妈郑玉如亲家又同五弟，郑伟、王娟、隆陵一起聚会。5月23日郑臻、王窈英来上海，与我们一起去七宝古镇游览，一起吃南方小吃和驰名的大鱼头。此后，五弟因肺部感染住院，治疗，我俩与宗英，宇申，郑臻先后到医院探视。6月4日我俩返回西峰，数月后才得知五弟已于8月23日因病情恶化，在医院去世。五弟的逝去，使我失去了我家十兄弟姐妹中的最后一位亲人，思念之情，久久不能平复，挥之不去。

五十多年来，我在各级银行的关心下，有着参观、学习、休假、疗养的机会。也由于家人的关心和支持，多次陪同外出旅游，使我俩能够游览祖国的山山水水，观赏名胜古迹。人生有次经历可谓足矣。唯一不足的是在全国33个省、市、港澳行政区中，尚有广西南宁，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西藏拉萨，台湾台北等5个省会城市没有踏足，尚留下小小的遗憾。

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第三代都已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娶妻生子。2012年6月16日，郑臻与王窃英结婚，于2016年4月16日生下女儿郑心怡（小名姗姗）。2012年7月24日，郑超与王昭星结婚，于2014年4月16日生下女儿王舒然（小名涵涵）。2014年叶家林与刘珺结婚，并于2015年10月15日生下女儿叶静愉（小名米嘉）。第四代家人出生后健康成长，活泼可爱，为全家人带来温馨，带来欢乐。

郑裕铨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