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独领风骚者。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坛上，吴昌硕便是这样一位执牛耳的人物。

吴昌硕（公元1844－1927年），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号缶卢等，孝丰县鄣吴村（现浙江安吉）人。吴昌硕出生于一个有着耕读传统的清贫人家。鄣吴村峰峦环抱竹木葱茏，风景十分清幽。吴昌硕在这样的山村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

22岁那年，在县衙学官的催促下，吴昌硕勉强去应了一次院试，殊料竟考上了秀才。他的文名在四乡八里传开了，都说吴昌硕是文曲星下凡，再读上几年书，考个举人，中个进士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的事。有人上门提亲，说的是邻县菱湖镇人施氏。这施氏名字颇怪，单名酒，字季仙。吴昌硕没表示可与不可，可吴辛甲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父亲替他应下了这门亲事，次年全家迁居至安吉城，买地建宅。待芜园建成，吴昌硕就迎娶了施氏。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婚前两人也没什么沟通，当施酒从姑娘变成妻子后，吴昌硕发现她竟是位知书达礼的女性，更为惊奇的是这施氏还刻得一手好印章。

婚后的日子是愉快的，读书、刻印、练书法，吴昌硕还写了许多诗。然而好日子总不那么圆满，吴辛甲随后病逝。将父亲归葬祖坟后，吴昌硕就绝意场屋，不再赴考，开始了他的游学和为人幕僚的生活。在杭州，他拜经学大师俞樾学习诗文辞章，兼习书法。俞樾晚号曲园居士，清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河南学政等，后辞职归乡，经两江总督李鸿章推荐，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而后他相继任杭州访经精舍、上海诂经精舍等书院主讲。光绪十三年，俞樾在苏州购地建宅，修花园成曲尺形，叠石凿池，栽种花木，题名曲园。俞樾一生著述丰富，汇集为《春在堂全书》，凡500卷。有如此一位饱学之士为师，日后吴昌硕于诗书画印得享大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两年后他到嘉兴结识了画家蒲华，互相切磋画艺，得益良多。

后来他去了苏州，尽览收藏家吴平斋所藏书画篆刻彝器，艺术视野从此大开。

在苏州，吴昌硕得潘瘦弟所赠石鼓文拓本，初见时吴昌硕即爱不释手，好像于冥冥中，于茫茫艺海中等待着的寻找着的就是它。这在当时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事实证明对吴昌硕而言是一件大事。从此他开始了对石鼓文的研习并一日不辍，并一日有一日之体会，让石鼓文——这一最古老的石刻文字焕发了新生。这一年吴昌硕36岁。

1874年，吴昌硕入两淮盐运使杜文澜幕府。杜文澜官至江苏道员，署两淮盐运使，有干才，为曾国藩所称道。杜文澜亦工词章，著有《古谣谚》、《平定粤寇记略》及《词律校勘记》等。吴昌硕在杜文澜处应该说收获颇丰。除了在学问上可以切磋，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也得到了杜文澜的赞赏，最重要的是他富有个性的书风开始形成。两年后吴昌硕到苏州鬻艺，他非但很快站住了脚跟，还赚了些钱，把妻儿接到苏州一同居住。

1877年初春，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苏州的一帮文人朋友陪一位客人来吴昌硕寓所作客。经朋友介绍，吴昌硕始知来客即是在上海画坛大名鼎鼎的山阴任颐任伯年。任伯年看了吴昌硕的书法和印章，建议他到上海去谋生，说上海华洋杂处，五方汇聚，英雄的用武之地大着呢。吴昌硕说上海他是去过的，但上海大居不易，仅凭刻章和书法能养家么？到时候是要向任先生学几笔画的。当任伯年歪着头在端详吴昌硕的书法时，在座的高邕笑道既是任兄撺掇吴兄去上海，这画艺定归是要教几手的。任伯年要吴昌硕作一幅画看看。吴昌硕说：“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呢？”任伯年道：“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吴昌硕于是随意画了几笔。任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叫绝，说道：“你的用笔已到火候，将来在绘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听了很诧异，还以为跟他开玩笑。任伯年却认真地说：“即使现在看起来，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吴昌硕自此以篆籀笔法作画，受教于任伯年，两人成了至交，始终保持着师友之间的友谊。

吴昌硕已人到中年，做事小心谨慎。他先到上海熟悉环境，待卖掉了一些书作承刻了一些印章，待借妥了房子，这才举家迁居上海。由于吴昌硕待人以诚，求知若渴，大家都很乐意与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张子祥、胡公寿、蒲作英、陆廉夫、施旭臣、诸贞壮、沈石友等人与他交谊尤笃，相互切磋，几无虚日。同时他又从沪上几位大收藏家处看到不少历代彝器文物和名人书画真迹，考据欣赏摹拓临写，经年累月孜孜不倦，既扩大了视野，又开拓了胸襟，学术修养艺事也随之大进。

在上海，吴昌硕结识了金石学家吴大徵。吴大徵是同治年间进士，历任编修、学政、巡抚等职。吴大徵虽然也办理大清国的军政事务，但他本质上是位文人，长于金石考据和古文字学，著有《说文古籍补》、《恒轩所藏吉金录》、《字说》等。吴昌硕与吴大徵相处的日子里，对于金石学修养益深。

光绪二十五年，吴昌硕由同乡丁葆元保举，得到了就任安东县（今江苏涟水县）知县的实缺。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吴昌硕是怀着有所作为的目的赴任的，但现实让他大为失望。吴昌硕要革除旧弊，上司却不许。吴昌硕不让下属鱼肉百姓，县衙们却不听。上司来安东巡视，吴昌硕不迎不送……到任只一个月，吴昌硕忍无可忍，遂挂印辞官，南返上海。从此他彻底放弃了仕途追求，专心致志于艺术创作。

中国的艺坛非常幸运，少了一个小官僚，却增加了一位大艺术家。

吴昌硕早年研习刻印，初师浙派，后融合浙皖两派之长，参以邓（顽伯）、吴（让之）、赵（撝叔）诸家，而归其本于秦汉，发扬秦汉人“胆敢独造”的精神，深得纯朴浑厚之趣。正如他自己所说：“铤险医全局，涂岐戒猛驱。”他于书法最重临摹《石鼓》文字，毕生精力尽瘁于此。他写《石鼓》常参以草书笔法，不仅仅于形似，而凝炼遒劲，气度恢宏，每能自出新意，耐人寻味。所作隶、行、草书，也多以篆籀笔法出之，别具一种古茂流利的风格。偶作正楷，挺拔严毅，自始至终一笔不苟，尤见功力。他的绘画果然应了任伯年的预言，到晚年大放异彩。

吴昌硕也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

而他在诗书画印中成就较高的当属篆刻。吴昌硕在继承前人的冲刀法和切刀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长，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将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冲切结合的刀法。这种刀法灵活多变，或冲中带切，或切中带冲，甚至切中带削……这种多变的刀法，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书意和刀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篆刻刀法的雄浑朴茂中寓秀逸的个性化特点凸现了出来。

自元末明初篆刻艺术诞生之后，篆刻家们对篆刻的刀法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到了清末民初的吴昌硕时代，篆刻刀法已相当成熟，并形成了众多的篆刻流派和一批卓有成就的篆刻大家。篆刻刀法的观念也已经形成。吴昌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和善于对传统的和其同时代的篆刻刀法观念的扬弃。

吴昌硕篆刻刀法的当代意义是深远的，他不仅仅在于突破了明清以来的篆刻刀法程式，更重要的是事实上突破了明清以来的篆刻刀法的一元审美的观念。开启了当代篆刻刀法多元审美的新观念。他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书画印艺坛，同时也影响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

除艺事外，吴昌硕在交友处事上也口碑极好。海派画家蒲华不善经营，老来穷愁潦倒。吴昌硕经常接济其生活外，在其过世后还出头为他操办了丧事。同样的事发生在大画家任伯年身上。任伯年在晚年不幸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虽然在毒品的刺激下能暂时鼓起创作的热情，但时间一长，生命的元气随吸食鸦片后吐出的烟雾同时消逝。雪上加霜的是，任伯年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商之请，创作了他艺术生涯中堪称杰作的泥金笺《群仙祝寿图》十二条屏（一说十四条屏，现以实物为准），得润资黄金百两。任伯年想叶落归根，回山阴老家买地造屋，也有借此避开十里洋场戒掉毒瘾之意。殊料他托错了人。他将黄金交与一个本家兄弟经办此事，而那人自以为富翁，从上海到绍兴足足走了半年，一路吃喝嫖赌。待人到绍兴，口袋里已空空如也。他伪造了地契等物回上海搪塞，等任伯年明了底细，便一气病倒，随后身亡。这回又是吴昌硕出面为任伯年操办丧事，让一位大画家在死后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艺品加上人品，使吴昌硕成为了“后海派”艺坛的领军人物。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夏，篆刻家叶品三、丁辅之、吴石潜、王福庵等聚首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治印艺术，决定创立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定名为“西泠印社”，邀请吴昌硕参与其事。1913年重阳节，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各地金石学者纷纷参加，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当时他为印社撰一长联云：“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西泠印社成立后，每当春秋佳日，或举行学术研究和艺术展览，吴昌硕必往参与，并先后作《西泠印社图》、《西泠印社记》、《隐间楼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印社所藏珍贵文物之《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也是吴昌硕和社友们一起大力抢救下来的。此碑为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石刻，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此碑在余姚客星山周家出土，为浙江省现存的两种汉碑之一。

1927年11月6日，吴昌硕突患中风，在沪寓谢世，享年84岁。1932底，由其门人和朋友将其迁葬于浙江余杭县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墓地坐落于宋梅亭畔。墓门石柱上刻有沈淇泉所撰联语：“其人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