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羲之被誉为“书圣”。距他生活时代不远的梁武帝萧衍预见到了王羲之书法的生命力。他称赞王羲之的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倾朝廷之力搜罗王羲之的墨迹，把他的书法看作是“尽善尽美”的典范，甚至亲自为他作传，说自己“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后世书家推许他的书法艺术为“神品”、“逸品”，加上他又是东晋时代的一位大名士，无形中，王羲之的艺术个性形象，几乎掩去了他作为一个现实的历史人物的一面。如果我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步武前人，营造名士风流的神话，则不难在“书圣”的光环背后，看到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王羲之。

　　大凡名流，其生平便每每由轶事和传奇堆积而成。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因为曾任晋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他是当时的大族琅邪王氏世家子弟。少年的王羲之性格“涩讷”而不善言谈，甚至避免与人交际。有一次在王敦(晋大将军，王导之堂兄弟，后因谋逆败亡)家中适逢自己的叔父王导和太尉庾亮来访，他也要避席而去。可王敦很喜欢他，认为他是王家有出息的子弟。13岁那年，在尚书仆射周顗府中的宴席上，主人把时俗很看重的牛心先割了给他吃。权倾朝野的大名士如此器重一个少年，一时令人刮目相看。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求婿。司徒王导便让对方自己挑选。王家子弟听说，都故作姿态，只有王羲之置若罔闻，在东床坦腹而食。郗太尉知道了，说：“这才是我的好女婿呢!”于是选中了王羲之。

　　他是司徒王导的侄子，祖父王正，官尚书郎。父亲王旷曾为淮南太守。晋元帝南渡过江建立东晋，王旷是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大族中，可以说是当时成为大名士的首要条件。

　　王氏家族中对王羲之的生活情趣和书法艺术影响最大的，是《晋书·王羲之传》中没有提到的王廙。《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文字志》说：“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他这位叔父“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晋书》本传)，可谓多才多艺，而且性格隽率、行为放逸。特别是他的书画造诣很高。南齐时代的王僧虔在《论书》中说：“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我们不妨看看王廙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历代名画记》卷五)

　　后人往往谈到王羲之从小跟卫夫人学书法，却每每忽略了这位对王羲之影响更直接的王廙。

　　那是一个清谈、玄言大盛的时代。贵族和名士的人物品藻，便仿佛是一张入世的资格证明。“少有美誉”的王羲之，也这样步入了社会。仕途对他来说也是顺利的。征西将军庾亮请他为参军、长史。临死还上书称赞他“清贵有鉴裁”。于是王羲之又迁任江州刺史。这时的王羲之，还是以其性格上的骨鲠，“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文章志》)及擅长玄言和人物品藻知名于时，而不是以政治上的才略和作为。所以，当朝廷再让他出任侍中、吏部尚书、护军将军等职时，他推辞不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王羲之对自身的困惑。一方面，他对政事是非常关心而欲有所为的;另一方面，时风和他思想个性上的追求又与此相抵触。才气能够等于才器吗?他的清谈朋友扬州刺史殷浩写信劝他出任护军将军之职，把国家的存亡和“美政”放在心上。王羲之回信说明自己“素自无廊庙志”，有心退隐，但还是听从了劝说。最后担任了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之职。

　　王羲之在入仕的问题上半推半就，试图在人格完善上和参予政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在会稽开仓救灾，在沉重的赋税和徭役问题上与朝廷争执。另一方面，他一到会稽，就和玄言大名士支遁讲论玄理，引为知己，同时对会稽优美的山水，流连忘返。兰亭聚会，便是他“高尚其志”的明证。永和九年(353)的春天，他和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名士在兰亭“修禊”(古时一种春天在水边嬉游祛除不祥的习俗)聚会，饮酒赋诗，乘兴写下了名传后世的《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褉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兰亭序》在书法史“古今莫二”的地位，自有公论。我们在这里倒更应该留心文中透露的思想情绪。这篇文章在当时就出了名，有人把它比作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对此也很得意。因为它和后者文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情调是相通的。在文人雅集兴会上，王羲之竟发出了这样悲凉的感慨，看似奇怪，其实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王羲之在书法上功力日深。梁虞龢《论书表》：“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羲之夫人的兄弟)，迨其末年，乃造其极。”但他却没有把握住(或者说找到)“仕”与“隐”的和谐，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个性上的偏狭与狂傲(这也是大多数名士的通病)使他和一向不和的蓝田侯王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便在政事和王羲之过不去。最后，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不再为官。这时，王羲之53岁(事见《晋书》本传及《世说新语》“仇隙”)。平心而论，这场冲突，倒多半是由于王羲之不近人情。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曾就此事批评王羲之说：“才既不足，以为高物，而长其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下语虽苛，但也说出了王羲之的性格弱点。

　　王羲之无法摆脱其性格矛盾而引退，尽管有会稽的佳山水为伴，他同样无法摆脱心灵中的阴影。《晋书·王羲之传》里罗列了他外在举止言行，珍闻轶事，但却放过了一个“名士”的内心世界。翻开《全晋文》中辑录的王羲之的杂帖(即书信)，我们便会发现：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何可言，言及惋塞……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贯心。吾以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夭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

　　群从雕落将尽，余年几何，而为祸至此。举目摧丧，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时务，公私所赖，一旦长逝，相为痛惜，岂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顷遘姨母哀，哀伤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他等皆知孝思。先日之欢，于今皆为愁苦。触事切人，处此而能命哀侧不经于心，殆空语耳。

　　一般说来，书信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骨肉和友朋之间、生死茫茫之际情笃意深的真实的王羲之。现存《杂帖》多为王羲之晚年所作，我们也不难觉出他晚年心境的凄凉。虽然王羲之在个性上简傲不群，但他却敏感于生活的感情体验，执着于人生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在这里，我们又哪里找得到那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玄谈清高呢?

　　说到王羲之的晚年生活，我们还会注意到，他和一位在山中采药隐逸的道士许迈过往甚密。史书上说他与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有趣的是，道教甚至把他的名字列于仙榜之中。本来，魏晋名流好谈释道玄理，不足为奇。王羲之与桑门支遁互相标识，尚只是风习所致，雅趣相近。而他和许迈的关系，却是志趣相投。王羲之对于死与生的意义，相当敏感，已近于宗教意识。王氏家族，又是历代信奉天师道(道教之一派)的世家。王羲之一家和郗夫人一家都信奉天师道。《晋书·郗鉴传》说郗愔“事天师道”，“与姊夫王羲之……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公允地说，道教与民间医术关系甚深，所以对“养生”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么，史书载王羲之耽于“服食”，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书信中找到实证：

　　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

　　服食故不可乃将冷药，仆即复是中之者。肠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辄大起，多腹中不调适，君宜深以为意。省君书亦比得之，物养之妙，岂复容言，直无其人耳。许君(按此处显指许迈)见验，何烦多云矣。

　　……贤妹大都转差，……以大近不复服散，当将陡厘也，此药为益，如君告。

　　类似的例子还有。探讨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对进一步了解其性格、心理、乃至与书法的关系(如王羲之和郗愔都为道士写经)，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可以最后说到的是，《太平御览》引《太平经》说：“王右军病，请杜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辛。”杜恭即钱塘杜子恭，是当时有名的道教宗师。王羲之死后，就葬在诸暨县北的罗山脚下。他的好友孙绰为他撰写了碑文(《太平御览》卷47引孔华《会稽记》)。

　　王羲之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执着于个性的追求，但这种个性又使他狂傲而偏狭。他认识到清谈“浮文妨要”，对政事十分关心，但同时又对玄谈乐此不疲。他对死生之道无可奈何，却又把希望寄托在虚妄的宗教和服食上。他在生活上标榜风骨和脱俗，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感情痛苦和深沉。在《兰亭序》里，他强调了放逸纵情的欢愉，结尾又透露出悲观的失意。也许，一个人对人生的失望正反衬出他对人生的渴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