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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甘肃在线讯 （作者：雒青之）敦煌学究竟回归了没有？答案是肯定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个事实，否则也就不会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连续多次国际敦煌学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从罗振玉、王国维起始的中国敦煌学研究，终于以重反诞生地的英姿汇入世界学术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敦煌学回归故里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由于敦煌学本身的特点，即它的世界性，出现了学术研究的激烈竞争，其结果是高潮迭起，一浪赶过一浪。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大敦煌学研究的投入，加速了研究成果的产生。特别是日本和台湾，敦煌学研究出手不凡，咄咄逼人。一九八O年开始编篡，由日本大东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讲座敦煌》十三卷本巨著，集中了东瀛敦煌研究的成果，动员了全日本敦煌学家，为该书的策划、撰写、编辑、出版，反映了日本敦煌学研究的世界地位。

台湾敦煌学研究亦不可小觑。他们在重视设立研究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系统整理和出版敦煌文献，以及对敦煌学专题的深入研究等方面，都给人以深刻影响。特别是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初集》很有份量。《敦煌宝藏》计140册，每10册为一辑，工程浩大，收录齐全。该书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次最全面的整理，是目前使用最方便的资料工具书，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很大作用。《敦煌丛刊初集》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出版，主编仍为黄永武，该套大型丛书据认为是“编辑民国以来中外重要之敦煌学工具书或经典之作，均为坊间绝版或难以购得之珍贵典籍”。

近几年来，台湾地区举办了几次较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显示了他们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实力。

作为一门国际显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敦煌学从本质上应该说是无国界的、跨国界的，它诞生于中国，但并非属中国专有。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除极少数学界精英外，国人尚不知敦煌学为何物。一直到八十年代，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敦煌学研究，才终于在中国大放异彩，结出硕果，我们才第一次自豪地说“敦煌学回归故里”。

但学无止境，研究无止境。在敦煌学的竞赛跑道上，参加者是平等的。况且这条学术之道也永无止境，今天你跑在前面，不一定意味着你永远跑在前面。只有实力最强者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里，极可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反省自己并奋起直追了。

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是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诞生的。从蹒跚学步的当年研究所，到步履稳健的今天研究院，一个世纪的岁月嬗递，不可不谓变化之巨。无论从规模和取得的成就来看，前者难望后者之项背，两者之间不可能同日而语。但是，从建制而言，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从功能而言，也没有取得突破。而建制的完善与否，可以说是敦煌学今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纵观国内敦煌学研究，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蒙。主要是认识阶段，发现藏经洞，知道藏经洞及其他（一九OO一—一九一O年）。

第二阶段：介入。提出了“敦煌学”概念，开始了敦煌学专题研究（一九一O—一九四一年）。

第三阶段：行动。主要是以实际工作加入到“敦煌学”的世界学术潮流中来（一九四一—一九八四年）。

第四阶段：发展。主要是以实力型姿跻身于敦煌学研究的世界地位（一九八四年—）。

当然，以上阶段的划分，只是我个人为了说明问题的一种简单表达办法，并非科学界定。因为每个阶段实际上是互相联系、切入甚至无法截然分割的。

第三阶段的敦煌艺术所成立和第四阶段的敦煌研究院建立，均为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从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到有，从简陋到宏伟，表明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水平。

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几十年来主要使命是洞窟保护，主要工作业绩是保护中逐步向世人介绍敦煌艺术。为此进行了原始手工方式的治沙清沙工作；开展早期、中期的洞窟维护维修；展开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初步进行了专题研究，初步做了学术交流的准备工作。

八十年代建立的敦煌研究院，继续把保护石窟放在首要地位，并且和国外合作，实现了石窟保护工作的现代化；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较深入的进展；在学术交流上，取得了突破，同时展开以洞窟保护为中心的各项专题研究；成立了以学术交流为目的各院内分支机构。

对比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取得的成就相殊甚巨，但敦煌研究院和敦煌研究所，其机构建制和由此而决定的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主要特征是以保护为主的混合型学术机构。

这就是迄今为止，已经有所显露并将日益明显的中国敦煌学研究工作后劲不足的主要症结。

为什么？

其一，世界敦煌学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告诉我们，要想保持领先地位，没有一个与此系统工程相适应的研究网络机构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国内半个世纪的认真探索和勤奋努力，也使不断做好这个工作，才能达到其他预定的目标。机构改革是到了应该列入议事日程表的时候了。

一、成立以“敦煌艺术中心”或相近称呼的国立机构，全面主持、领导国内敦煌学研究主体；全面主持、领导国内外敦煌学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出版、展览和学术交流会议等。它应建立于首都北京。其常设领导和组织者力求“少而精”，力求“专家型”、“权威型”。它的功能并非直接去做研究工作，而是充分发挥协调、指挥、组织作用。其主要工作是负责权威性敦煌学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和国际交流。

二、成立“敦煌艺术中心”领导下的“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设于敦煌莫高窟，执行以敦煌文物保护为宗旨的各项活动；在“敦煌艺术中心”安排下，进行所内各项学术交流、展览和出版事宜；领导各分支机构的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其工作的突出特点是以敦煌石窟的保护为中心内容，与保护无直接关系的活动不予涉及。它所进行的出版、交流等，也仅局限于保护方面。但该研究的工作重要性并未有所减弱，相反，由于摆脱了干挠，突出了工作重点，减轻了不必要的负担，研究院才真正可以发挥以前未曾完全发挥的效能。

三、成立“敦煌研究院”领导下的分支机构，如“敦煌研究院乌鲁木齐分院”、“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敦煌研究院西安分院”、“敦煌研究院北京分院”等。其成员除个别行政人员外，均由当地或外地的研究人员以聘任形式充当，主要职能是敦煌学学术研究、重在基础理论的探讨，特别是对石窟遗书的研究，以及与相关的考古与探险。

四、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敦煌艺术学校”及其他敦煌学专科学校；增设一些大专院校的敦煌学科系，加大敦煌学学位含金量。从教育园地上培养各种类型的敦煌学人才，保证中国敦煌学发展后继有人，保证理论研究上的独立、领先地位。其主要功能是作为培养杰出敦煌学学者的摇篮。

一九四四年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它的综合性能，官僚管理体制，消弱了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产生了它创建时初衷的相反作用。这个消积因素，并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更变而消失，而是伴随着仍旧是综合性功能的体制顽强地保持下来。

西方国家，特别是法、英、俄、日、美等国，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亚洲腹地进行探险与考古时，就很好地将管理与学术分离，结果取得了极大成功。如斯坦因、伯希和、沙畹、马伯乐、内藤湖南等，都是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著名专家学者。而在管理方面，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才华。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事业有成。

如果说，在敦煌早期石窟保护上，综合体的研究所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那么，随着世界敦煌学迅速发展，旧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用充满活力的新的研究机构取而代之，则是敦煌学发展的必要，这也符合世界潮流。

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虽然对莫高窟表示了很大关注，投入巨资进行维修，但总体思路仍然是石窟保护和对外友好交往，莫高窟成为联结中外友谊的纽带，洞窟保护工作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这种景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纯学术研究的进展。一个明显的证明是，频繁的大规模地举办各种海外展览，但在国内，这种展览实属凤毛麟角。普通老百姓除了到处飞翔的“飞天”以外，不知道敦煌和敦煌艺术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谆谆教导要继承发扬民族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能采取实用主义，无形中将民众与敦煌艺术隔离，这同样影响了敦煌学的发展。

敦煌学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主导思想的忽略和基本力量的薄弱，很难赶上时代步伐，国内外差距在继续拉大。

一九四九年以来，虽然做了大量发行工作，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一部可以冠压全球的敦煌专著。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不是。虽然我们在某些基础理论上落后于人，但总体力量尚可和国外相匹敌，特别是我们有源头莫高窟有伸手可以触及的实实在在的那许多宝贵家产。更何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籍大国，撰修大型丛书从来得心应手。从《资治通鉴》到《四库全书》到《二十四史》，那一部不是盖世之作！是不是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力量？也不是。虽然我们属于第三世界，但隔几年出一套丛书的钱还是有的，像一些“大词典”、“百科全书”，不也是说出就出了吗？

所以，中国敦煌学没有权威出版物，致使我敦煌学学子无顔色。

与苍白出版状况等量相观，是我们的人才库的匮乏。

敦煌学是一门学问，这就要有做学问的人。据说有这方面学问的人并不少，但真正做的人也并不多。如果像体育比赛排“种子选手”那样，也给世界敦煌学著名学者排个队列，试问，我国“选手”到底能排出多少，能占什么名次？大家心里恐怕是有数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性淡薄，导致了这方面人才缺乏甚至外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热衷于实用，纷纷探索敦煌研究中的“短、平、快”项目，而摈弃了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把敦煌学研究引上了实用主义、庸俗化的邪路。于是乎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的“研究成果”，随便指定敦煌壁画中的某一处、某一人、某一物、某一事，就武断地说古人早就会这样会那样。结果使敦煌艺术成了橡皮泥，谁想捏什么就能捏出什么。科学变成了伪科学的奴仆，悲哉也夫！

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的是考古与探险人才的缺乏。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并没有出现过一个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知识型考古探险专家。就敦煌研究敦煌，难免目光短浅，只有在将敦煌研究置放于中亚地区考古学成果的范围内考察，才能很好地认识敦煌艺术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开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敦煌艺术大门。

关于对中国敦煌学研究及敦煌莫高窟保护、发展“硬件”的反思，促使我们提出以下设想。

1、莫高窟应被国家列为“文化特区”，确保文物古迹“神圣之地”地位

莫高窟形成千余年间，屡遭破坏甚剧。当代莫高窟，已不再有兵匪之患，但更隐蔽、可怕的危险一环境污染，正紧迫而来。

莫高窟周围，包括久负盛名的鸣沙山、月牙泉，污染之广、之快，已骇人听闻。根本没有环保意识的骆驼客对游客乱扔的垃圾不悄一顾，导致水位下降，不得不用自来水加注。而莫高窟里的壁画，由于游人增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壁画脱色变色等现象超过了在此之前千余年壁画自然损害的总进程。虽然几个代表性洞窟停止对外开放，但莫高窟壁画没有哪一幅不是国宝，没有哪一幅不价值连城大部分壁画遭受损坏，莫高窟的完整性也就无从谈起了。现在壁画外部环境遮屏措施，只能减缓，而非根本消除污染的办法。

鉴于莫高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保存最大面积精美壁画的佛教艺术洞窟，它又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是不是能借鉴“经济特区”的模式，将莫高窟列为国家的“文化特区”呢？所谓文化特区，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就不能泛泛地按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待。也就不能让它在外交、统战和旅游等方面担负重任。莫高窟就是莫高窟，佛教圣迹、东西佛教文化的交汇点、人类文化遗产，仅此而已。莫高窟并非只有为我们这个时代服务，它具有永久价值，我们的时代在历史长河只是一瞬，而莫高窟是永存的。因此没有必要为它的寂寞担心。

“文化特区”应当享受特殊待遇。同经济特区不同的是，文化特区的特点不是“开发”而是“浓缩”。不是让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去“淘金”，而不让真正的艺术信徒去朝拜。也就是说，莫高窟拒绝一切与它无缘的人。

2、假使莫高窟有幸成为“文化特区”，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它是艺术家的殿堂，而非大众的殿堂。注意，这里是说“莫高窟”，而不是“敦煌艺术”。后者既然是一种艺术，我们就无权将对此艺术感兴趣的任何人拒之门外。但前者是一处具体的非常特殊又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可为全民所欣赏和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许多旅客历经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来到敦煌，及至游览莫高窟后，说并没有什么看头。而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人员、美术工作者或崇拜者，则到莫高窟后没有不被其所倾倒、如痴如醉、流连忘返的。所以然者何？立场观点异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著名宗教单位难守寂寞，不敌孔方兄诱惑，纷纷抛头露面，降低格调，屈膝委身于世俗，把庄严的宗教场变成了自由市场。居然美其曰“搞活”。莫高窟绝对不能走这条路，绝对不能搞“开放”，要从管理上实行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参观人员，以保护文物，如可以减少开馆时间，每周或每月开馆一次；继续提高旅游者的参观费，使部分游客因票价昂贵而却步；停止一般的洞窟临摹，保护壁画受免空气污染；停止一切与敦煌学无关，而打挠莫高窟的活动。随着闲杂人员的减少，莫高窟的环境污染自然随之减少，格调和品位才能与人类文化遗产的称号名符其实，甚嚣尘上的金钱欲流或可遏止于莫高窟外。此时的莫高窟方能称为一隅西方净土，也才无愧于“文化特区”四字。

3、大力发展敦煌俗文化和地方文化，也才无愧于“文化特区”四字。的旅游区，满足国内外游客的要求。

我们提议减少莫高窟旅游人数并不是打击敦煌旅游业，恰恰相反，为了保护莫高窟，要尽快发展敦煌旅游业。敦煌地区，历史文物、人文景观，随处皆是，加上敦煌地区独特的民俗民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是搞好地区旅游业的最佳题材。如果把敦煌地区和周围地区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敦煌旅游业的前景就不光是“很好”二字所能概括。为此，有必要对目前敦煌县市的发展进行具体规划，相应提高其县制规格，尽快使其发展为敦煌艺术为特色的旅游观光城市，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彩塑的临摹品尽可搬来，敦煌艺术的各种展览可在此展出，敦煌地区历来盛行的各种节日活动尽可在此开展，敦煌地区千奇百怪的民俗民风尽可在此推出，经济改革下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商贸活动尽可在此进行，国内外观光客尽可在此品赏异域文化，享受西部风情。如果以敦煌市县为中心，和敦煌、酒泉的其他著名文物古迹连成有机的一线，再点缀上配套活动，不愁观光客们不倾其囊中所有。届时想看展览的可以欣赏人工再造洞窟。想采风的可以钻进社火队伍里。想过古瘾的可提个铲子，到沙漠上去碰碰运气，能否挖出几个“五铢”古币、长城箭簇来，而喜好大快朵颐的人，尽可在地方小吃上得到满足。

但是，除了极少数获得特许的人以外，观光客们应该就此止步——神圣的莫高窟除了专家学者、国外贵宾外，不向任何其他观光客开放—如果大幅度提高门票仍不能阻止大量游客的话。

反之，对于那些真正朝拜莫高窟的学子们，应当给予免收门票等优惠。

4、莫高窟要与商品经济永远拉开距离，它的寂寞是福不是祸。

商品经济会不会毁掉莫高窟？提出这样问题，许多人会觉得滑稽。但严肃的论点无论用何种方式提出，其本身是不会变为庸俗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商品经济不但可以毁掉莫高窟，也可以毁掉敦煌艺术。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什么“高雅艺术”的话，莫高窟石窟艺术无疑就是“高雅艺术”。既然是高雅艺术，就不能和金钱、商品、利润、创收、效益、收支、盈亏等等词汇搅和在一起。这些词汇和某个剧团的业务活动牵连倒没有什么，一旦和敦煌艺术挂钩就显得格外荒唐。古人建筑莫高窟时就不是为挣香火钱而为。今天也不是为了赚钱才建立研究机构的的。任何想让敦煌研究机构搞副业，搞创收的点子无疑都是馊点子，其结果只能丢了西瓜，拾了芝麻。败坏研究机构名声，耽误敦煌学研究。

那么，保持莫高窟这块净土的资金从哪里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只有国家才有这个能力，此外，还可以从国际社会得到一部分，再就是基金会资助。但敦煌学研究要有突破性进展，目前的国家资金投入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在莫高窟以后发展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资金状况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也可以认为，莫高窟近期和长远规划发展得如何，主要看国家投入资金的多少。

5、莫高窟的价值不但在有形更在无形；莫高窟的潜在价值不可估量

有形的莫高窟的价值自不待说，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专评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国秦二年（366年）开始，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止，连绵近1600年，保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以及唐代到民国年间的木构建筑十余座。特别是一九OO年发现的藏经洞里4至11年世纪写本、帛画、纸画、织染刺绣等文物五万件。这一系列数据，足以证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处石窟艺术遗迹能超越莫高窟的历史价值。

然而，最具潜在价值的恐怕还是莫高窟的佛教圣地地位。

说到佛教圣地，从佛教诞生地尼泊尔到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东南亚到东亚，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数亿的佛教徒和崇拜者在香烟燎绕中顶礼膜拜，莫高窟，是最有资格成为佛教“奥林匹亚山”的，依据就是那些珍贵壁画，彩塑和五万件石窟遗书。

莫高窟藏经洞五万件文物中，佛经占了相当大比重，约90%左右。这些浩繁的佛教经典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作为最珍贵的寺院财产珍藏和保存的。由于种种原因，保存在国内外的藏经洞所出佛经，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文物价值，始终停留在估计阶段。

可以设想，当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倾其注意力于莫高窟时，四万多件佛教典籍的光芒必将重现于世。莫高窟在历史地位应恢复到相当的高度。我们应该顺应大趋势，及早做好准备，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只有从这方面考虑，莫高窟的潜在价值方能准确定位，也才有真正的潜力可挖掘。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莫高窟才能有所“创收”。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先要转变陈旧思想，彻底摒弃莫高窟为政治服务的意念。

纵观莫高窟几十年风云史，从一九五一年解放军施行军事管制到文革开始，地处荒漠的莫高窟未能躲开政治运动的旋涡，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阶级斗争一度使这个佛教遗迹变成了政治祭坛。研究人员的精力，主要耗散在内部争斗上，连研究本身也打上阶级烙印，遑论佛教典籍的深入研讨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对外展览，主要目的也是为政治服务，即宣扬爱国主义，鞭鞑帝国主义，再后来是增进国际交流，提高国际名望。但接近主题“佛”，就讳莫如深，一筹莫展了。对宗教的某种慎微变成了对敦煌艺术的随意舍取和研究工作的重心偏离。四万多卷国内外保存在藏经洞佛教典籍的实物和微缩胶卷资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九五八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致函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倡议创刊《中国佛教艺术》杂志。赵旋即回函，表示赞同，拟定于第二年试办。敦煌文物研究所立即动手准备，并拟请赵朴初等14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但由于后来的各种原因，计划搁浅，杂志也没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佛教艺术》杂志不但多年未能出，迄今也未见出版。这是耐人寻味的。

由于有意识地回避研究主题，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路子并未拓宽，就出现了本文前面所说的“各取所需”。各行各业似乎都从敦煌壁画上发现和找到了自己的行业的“正宗”来历的根据，那怕是牵强附会，也要言之凿凿。实际呢？模棱两可，无非是盲人摸象而已。

首先只有强化主题，敦煌艺术的真正魅力才可展示于世人之前。

其次，要尽力保持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圣地的文化氛围。莫高窟需要的是冷洁而非妖艳和媚俗。

莫高窟在商品大潮中，会不会“伦落”呢？会不会随波逐流，向商品市场滑移呢？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要由国家政策、研究院建院宗旨以及中国敦煌学研究人员能否三方面达成共识，并付诸于实践来决定。如果硬要把莫高窟纳入“创收”、“以××养××” 、“经济效益”的思维定势中去，如果莫高窟壁画的价值仅仅理解为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如果把莫高窟视为旅游业的“宝库”，那么，我们最担心的莫高窟的“伦落”就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于对莫高窟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们言犹未尽，最后再阐述几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莫高窟在地理环境上要有个性，要有独立性，宁可孤傲不群，绝不奴颜婢膝。

要想保持和加强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圣地的地位和风范，在环境上要造成一种高格调的布局。将莫高窟周围的一切会“压迫‘它的建筑物统统”请“出！。莫高窟的神秘性、宗教氛围是敦煌艺术的组成部分。一切冲淡或抹去莫高窟特色的现代建筑都无必要存在，那怕是优秀的建筑设计，也会给莫高窟环境这个无形财产带来毁灭性后果。“旧貌换新颜”不适用于莫高窟地区。具体来讲，最好在莫高窟视线可见的地区内，不得建造楼、堂、馆、所，不得搞经营性活动，甚至不得搞民俗活动。还莫高窟以寂静肃穆和荒旷。已经建成的，难以迁动，应暂时封存，并逐渐改造为学术研究之用。

应逐渐改变莫高窟的服务方向。莫高窟应该是研究人员、佛教艺术爱好者以及美术界知名人士的免费课堂，而非普通旅游观光客的乐园。后者对莫高窟的兴趣，可在敦煌城里模拟洞窟里尽情享受。其他类型的参观者，一律自费凭票入窟，洞窟的开放时间可参考国际惯例，尽量拉长间隔和缩短参观时间，票价要按世界最高价格收取，以此控制不相干人员对莫高窟的造访。最终达到减少参观造成的污染、保护洞窟的目的。莫高窟要象巴黎圣母院当年那样“世俗的法律止于门槛！”

莫高窟体现了至高无上的佛教艺术精神，它就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协调的环境氛围。有人可能会以近代敦煌民俗活动在莫高窟前盛大展开为诘。我们的回答是，这恰恰是莫高窟环境受到沾污的证明。前代人无能为力的我们要尽力而为，前代人有所损毁的我们要尽量补救。人们在沙丘戈壁崎岖小道尘土扑面中走进莫高窟和在柏油大道淙淙流水浓荫爽月里走进莫高窟得到的意境内外是不可能一样的。我们要追求和营造最能体现敦煌莫高窟之魂的那种境地，那怕它是荒凉寂甚或寸草不生。条条大路通莫高窟，并不是好现象，大路只能通过离莫高窟较近的地方，仅此而已。除了残疾人以外，所有拜谒莫高窟的人应该以步代车，穿过一段沙石路到达目的地。

 作者系：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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