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锐、罗为、郭君磊：P2P的冬天是不是也要来了？网贷新规对P2P平台来说，是“为你好”还是“要你命”？

从第一家P2P平台于2007年在中国开始运营开始，整个行业已有9年多的发展历史，并呈加速度发展的趋势。我还清楚记得在数年前代表风险投资基金对成立较早的一家P2P平台进行尽职调查时，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平台的合法性，都让“敢吃第一只螃蟹”的风险投资机构感到疑虑重重，并放弃了投资。而早在2011年银监会就曾就P2P专门发布通知（参见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当时还把P2P翻译为“人人贷”）提示风险，并要求银行采取相应措施避免风险传递至银行，可见银监会早先就关注到了P2P行业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其中提到的七条风险现在看来也并不算过时，且这些风险后来均有实际发生。（摘录如下：一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二是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三是业务风险难以控制。四是不实宣传影响银行体系整体声誉。五是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六是国外实践表明，这一模式信用风险偏高，贷款质量远远劣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七是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同样存在风险隐患。）

尽管P2P平台早期发展并不算很快，但当民间金融的需求遇到了互联网的发展，就势不可挡，在2013年（即业界所说的互联网金融元年）之后，P2P平台迎来了和当年团购平台“千团大战”一样的野蛮生长期，既有平台拿到数亿元的融资，也有平台倒闭、跑路，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这个阶段，由于P2P作为新事物且涉及互联网和金融等多个领域，政府部门对P2P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并没有急于立法，而是不断地进行调研，并指出行业的红线。虽然具体的红线有多次调整，但总体上都是围绕不能自融、不能自担保、不能建资金池，要做信息中介，和网贷新规列举的红线在内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2013年8月和2014年5月，多个部委根据国务院批示组成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研究小组”和银监会就已经开始对网络借贷行业进行调研，走访了规模较大的几家P2P机构。2015年1月20日银监会宣布进行机构调整，新设普惠金融部，下设网贷研究处负责对P2P进行实际调研。而2015年7月18日发布的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互金指导意见”）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方面P2P的定义和定位在该意见中首次明确，另一方面也明确由银监会对P2P业务进行监管。该意见出台后，银监会组织了专家、从业者、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座谈，向有关部委征求意见， 5个月以后与工信部、公安部、网信办共同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银监会官方还同时发布“主要内容说明”以及“有关问题的解答”对规章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这是金融立法领域非常罕见的情况。而后根据前述各方意见，银监会对《P2P管理办法》进行调整和完善，除了官方新闻稿以及“答记者问”，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又对P2P行业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于部门规章来说同样不多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说明监管部门在网贷新规出台前做的事情，并不是想论证其立法态度有多么认真，而是要说明这一立法不同于以往的“关门立法”，是行业和监管机构反复博弈的结果。监管机构在鼓励创新、静观其变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了网络借贷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十三条红线和借款总额的限制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e租宝和诸多跑路平台带来的巨大风险，网贷新规恐怕也不会如此严厉。

P2P在中国的异化

这里就要指出P2P在中国的异化问题，而这一点也是从业者、监管者和研究者的共识，即中国的P2P和国外主要发生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的P2P有较大差别，其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异，以至于在实践中几乎可以对接任何标准化或非标准化的线下资产，无论是房贷、车贷、票据，还是典当、保理、融资租赁，只有想不到，没有设计不出来。

P2P在中国的异化还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无论是P2P平台难以获取个人征信数据，还是企业的融资需求体量压倒个人消费，都导致原生态的、美式的P2P在中国很难发展起来。但问题在于，平台在异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逐渐脱离信息中介的定位（其实这一定位无疑对平台来说是最安全、法律上责任最低的），一方面去向投资者作出本息担保，一方面又要介入资产端，进行期限和金额的拆分，并嵌套上各种结构。

当监管部门把P2P定位于信息中介时，明显是希望已经异化的P2P回归到其最初的形态，因为这一形态即便发生风险，也是分散的、小额的风险，而不是系统的、扩散的风险。但这一定位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信息中介平台是会大量共存，还是最后集中到几家？信息中介是否有必要存在上千家？从互联网其他领域最后往往是双寡头或者三巨头吃下70%的市场份额来看，P2P回归信息中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平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监管执行到位的话，团购领域“千团大战”之后的局面有可能再次上演。

从实践看，各家P2P平台在获取新用户上越来越同质化，而用户的需求也大体相同（高收益、低风险、易变现），之前的差异化主要在资产端，很多垂直型的中小P2P平台都依靠特定资产的高收益（但有可能是无法持续的）来吸引用户。但随着网贷新规中负面清单的明确和最高投资金额的限制，之前资产端的很多做法也会变得不合规，这对于中小型平台而言尤为不利，因为他们获取用户信任的成本更高。这样看来，P2P回归信息中介的过程，客观上也是行业整合的过程。

从最早对P2P的风险提示，到央行、银监会官员对于P2P业务红线的反复强调，从互金指导意见到网贷新规，监管机构对于“信息中介”属性屡次重申，对风险控制、信息披露、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则愈发严格。笔者认为，目前P2P平台的异化这一行业发展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下半场，按照网贷新规这一剧本的设定，应该是P2P平台回归信息中介的过程，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王新锐、罗为、郭君磊均为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思文、梁泽宇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