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奢侈品引发的中国式家庭矛盾

北京连卡佛专柜里，一件价值不菲的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为赵赵的缘故，意外成为北京798艺术区的年度话题性装置作品。

赵赵，1982年生于新疆，是一位凭借多元性艺术表达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先锋艺术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几件衣服，于是，带着刚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场购物。

在连卡佛百货，赵赵相中一件领口和袖口缀满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纳黑色西服。他自己试穿了一下，照照镜子，觉得挺合身，转身问询父母的意见。母亲夸衣服漂亮，父亲则评价拘谨。赵赵接着让父母猜价格，父亲犹豫片刻，猜三四千。赵赵给二老亮出价签，上面赫然印着“99,999元”。

刚从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亲，见到如此高昂的价格，起先面露窘态，进而变得愤怒，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改造，一辈子勤俭持家、教书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资也不过5000元左右，买这样一件衣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吃不喝两年”才能凑够！

天生逆骨的赵赵，看到父亲强硬反对的态度，心里觉得有些可笑，坚持刷卡买单，过程毫不犹豫。

此举自然让父亲拂袖而去，一旁的母亲苦口婆心，劝赵赵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去激怒父亲，曾在商场工作的她说，同样材质的衣服，花3000元钱也能做出来。

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则很富戏剧性，也很当代，很“赵赵”。

赵赵的母亲，揣着儿子给的3000元钱，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环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小心翼翼地捧着天价杜嘉班纳西服，从选料、打版到缝制，每个环节悉心比照、亲自督工，一年后，仿造任务大功告成；赵赵的父亲，在儿子建议下，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情绪，注入一篇长达万字的“檄文”里，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为我买不起而感到可悲；问题在于我们付出的劳动价值在哪里？怎样衡量？何以体现？”言之凿凿，字字铿锵；至于赵赵，则将母亲监制的“山寨西服”、父亲手书的信笺，连同那件引发家庭冲突的杜嘉班纳，合并为一件题为《西装》的艺术装置，作为其2016年个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唐人艺术中心里，看到了这件由赵赵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两件西服，正品与仿品，并列悬挂在一面刷得雪白的墙上，对面是玻璃柜里一排展开的信纸。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两件赵赵新作，不论是被整齐切割的100公里电缆和曾在沙漠里通电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玛干》，或是艺术家7年时间从不同家庭里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显然不具备宏壮的场面和震撼的数字，安静得出奇，却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给两件西服分别拍了照片，隐去正品领口的标签，发到微信朋友圈内，让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时，收到几十条答复，大部分朋友都能准确命中。不难看出，如果仅从“像与不像”的角度来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当然，这也不是赵赵的创作初衷。美国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对此点评道 ：“在赵赵眼中，这恰好例证了中国式思维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过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来的这件装置直接将观众带入这场家庭冲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

在我发的那条关于两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确回复的是主持人曹涤非，几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后他问我：“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剪裁？”“不对。”“面料？”“不对。”“那是什么？”“扣眼”。

从工艺层面，曹涤非判断一件西服是否高级，一般根据两点：扣子和扣眼。定制类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会事先预留扣眼，西服做完后，还要根据客户需求做调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后才打的。像汤姆•福特（Tom Ford）这样的高端西装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让客人有享受定制服务的感觉。此外，从奢侈品所具备的“功能”、“审美”、“价值”和“故事”这四个层级的含义来判断，“一件山寨产品，即便是找齐所有原材料，请来原厂师傅，按原工序制作，即便外观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赋予的历史价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别。”

曹涤非与时尚圈渊源颇深，担任清华大学时尚教育顾问近十年，与许多品牌和时尚媒体都打过交道。他认为，赵赵这件以杜嘉班纳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与以往奢侈品牌主动选择艺术家合作的案例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如迪奥手袋（Lady Dior），曾用两年时间，邀请全球60位知名艺术家、摄影师、电影制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见”为主题进行自由创作，中国艺术家刘建华就将这款经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黄色的小型雕塑，呈现与皮革质地完全不同的质感。再比如爱马仕（Hermes）与中国艺术家丁乙合作，推出过的一款名为“中国韵律”（rhythm of China）的丝巾，印满了该艺术家一贯的“米”字图案，在丝巾两个对角处，丁乙将“米”字改为了“H”。

曹涤非表示，上述两个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资，给艺术家的“命题作文”，对应的，品牌也借助艺术家的独创思维，提升社会影响力与艺术价值，属于双赢举措。而赵赵的这件作品，并非杜嘉班纳主动邀请，作品主要聚焦于他与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此时品牌的象征意义已经被弱化。“对艺术家赵赵来说，是不是杜嘉班纳不重要，只不过是他拎出来作为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为属于“被动选择”，杜嘉班纳品牌公关方至今也谢绝对《西装》做出回应。

围绕这件作品，我问询另一位时尚人士、“艺术北京”执行总监李孟夏的看法。他认为，赵赵之前的创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题，消费以及消费符号的出现比较少见，“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经以形态统一的小立方体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当下的中国，消费才是人们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连卡佛的佛’。”李孟夏调侃道。在全球消费化的时代，时尚工业欣欣向荣，消费符号化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识别语言，“今天的中国，在审美、文化、消费面前产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了，正如赵赵以作品《西装》来呈现出杜嘉班纳这个符号的多重割裂的解读一样。”

针对《西装》所隐含的两代冲突，曹涤非阐述，老一辈人看到奢侈品，首先会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随之产生的疑问就是：凭什么化纤的会比纯羊毛贵？正装西服有一两套就够了，为何还要再买？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观念早已升级，有了更高阶的着装搭配要求，他们选择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满足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的审美。

在曹涤非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的转型升级，两代人之间围绕物质层面的观念冲突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想要买爱马仕包，我不会反对，只要她能够负担。”他更关注的是未来两代人的冲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层级的观念冲突上，比如单身主义，比如丁克主义，比如性取向。

“有时，这种新的两代冲突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曹涤非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