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供应逐渐枯竭，中国农民工相对于雇主的地位大幅上升。这导致了劳资纠纷数量激增，但在纠纷的过程中，一些人发现自己陷入了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困境。

这导致了劳资纠纷数量激增，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像张广德一样在法庭提起诉讼。但在劳资纠纷的过程中，一些人发现自己陷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最多可判处五年监禁的一项模糊指控——的危险法律境地。

但是，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一系列标志性的劳动纠纷案件之后，中国工人们几乎没有获得多少法律上的胜利。这引发了人们对法院系统的广泛质疑：这些法院是否有能力为那些与有钱有势的雇主和地方官员产生纠纷的工人伸张正义？“中国的情况是，法律受制于权力，”张广德说，“中国太腐败了，地方政府不断地欺瞒上级。”

劳资冲突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吴贵军在被拘留一年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他的指控最终被撤销。

“中国的司法体制非常官僚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他说。“这让工人们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吴贵军在2013年的一起维权纠纷期间被捕，据称他带领工人们举行了一场抗议游行，检方称此举扰乱了社会秩序。

执政的中共已发出信号表明，它决心结束地方政府对法院判决的干涉，从而推进社会正义，同时强化北京对司法体系的集中控制。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了法治议题，称要让民众对司法体系有足够的信任，让上访者成为原告，求助于当地法院，而不是涌向北京。中共也希望，有效的法院和仲裁体制将有助于平息吴贵军所参与的那种大规模工人抗议，以免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并扩散至街头。

然而，党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放弃对法院的最终权威，包括有权决定政治敏感案件的判决，这些案件受到拥有实权的政法委的监督。

过去一年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劳动纠纷案的结果似乎表明，政法委正试图把握微妙的平衡。尽管它不希望赞同可能引发中国快速演变的工人运动反弹的严厉惩罚，但它也不想鼓励工人积极维权。中国的法律并不保护罢工权，而且禁止设立独立工会。

“罢工等群体性劳动纠纷与（政府对）稳定（的关切）纠结在一起，”为陷入劳资纠纷的员工担任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家常凯表示，“在此类案件中，很难保障员工的权利。”

今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官员“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并指出“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

据官方的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统计，100名至1000名员工参加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2007年只有23起，到2012年已升至209起，增加了10倍。过去一年出现了涉及数千名员工的劳资纠纷，一些纠纷甚至牵涉到数万名员工。据总部位于香港的独立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记录，2011年6月至2013年12月，中国爆发了1171起员工抗议活动。《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还显示，在2012年至2013年的工人抗议中，有150次遭到警方干预，其中69次有抗议者被捕。

这些不安定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了一个难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持续的增速放缓期，他们担心吓跑投资者。《中国劳工通讯》研究总监郭展睿(Geoff Crothall)表示：“地方政府不希望创建一个被视为对企业不友好的法律环境，特别是在景气程度不如以往的情况下。”

2013年5月，在家具制品厂迪威信的工人们游行期间，吴贵军被拘留。当时工人们抗议工厂老板提出的遣散赔偿标准，厂方希望将生产业务迁至成本更低的中国内陆地区。

现年42岁的吴贵军13年前离开中国中部湖南省的家乡，到广东打工，在迪威信工厂工作了9年。他否认自己是游行的领头人，针对他的刑事指控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

维权人士

吴贵军将其被拘留的371天称为“如同地狱一般”，他与多达另外50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内。他在深圳出庭受审时，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前来旁听。让此案变得更加敏感的是，2014年春，正当法院在斟酌对吴贵军的判决时，沃尔玛(Walmart)和IBM等跨国企业爆发了罢工。在湖南常德门店关闭后，沃尔玛劳资纠纷也涉及员工要求更高的赔偿标准。

劳工维权人士认为，在法庭最终决定撤诉并向吴贵军支付7.445599万元人民币（合1.2万美元）赔偿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中共政法委这只无形的手，这个部门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县级。吴贵军利用这笔赔偿金在深圳开办了自己的劳动维权机构。

沃尔玛劳资纠纷案已陷入长达一年的僵局，所有的劳动仲裁以及法庭裁决都对员工不利。在被关闭的常德门店最初的140名雇员中，除9人外，其余人都已放弃努力，接受了赔偿。

地方政府官员禁止英国《金融时报》旁听3月26日的最新一次庭审，国家安全局人员短暂扣留了两名前往常德旁听庭审的维权人士。其中一名维权人士陈辉海表示：“很多之前希望出席庭审的人（包括律师和学者）都被告知不要来。”

这并不是陈辉海第一次与党的司法和安全部门打交道。“政法委对我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坦率地说，“他们甚至知道谁邀请我吃晚饭，就好像他们也在饭桌上一样。”

和大多数上访者一样，张广德不在国安局和政法委这种强大机构的关注范围内。他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地方上的麻烦——尽管他的坚持不懈和办事有效出人意料。4月，张广德与富士康达成了临时和解。现年52岁的他以前是建筑工地上的工头，曾在海南岛的工地工作。

自2011年起，富士康支付了张廷振的大部分医药费，每月最高达2万元人民币。不过，据张广德说，围绕张廷振的护理地点和期限，该公司也多次与他们家发生争吵。为了照顾儿子，张广德和他爱人从河南省的家乡搬到了1600公里外的深圳。

张广德说，富士康想让张廷振在另一个城市接受治疗，那里的工资水平较低，因此补偿标准也较低。

富士康以保密为由拒绝评论张廷振的情况，但表示该公司与张家达成的和解协议将“确保（廷振）拥有他需要的长期支持”，“自悲剧事件发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对（廷振）和他的家人负起责任，（和解协议）与我们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

上访者

在输掉一系列费用高昂的官司和仲裁之后，张广德在2013年转而诉诸中国司法体系的最底层——他成为了一名全职上访者，多次去北京上访。在首都，他曾尝试向许多部门反映问题，从国家信访办（现代版喊冤制度的管理者）到中纪委，但都被拒绝。

张广德一般坐火车或大巴来北京。往往身无分文的他，一般就在北京南站附近随便找个地方睡下，或者与其他上访者合住一个廉价房间。不过，他能够凭自己的文化和日益增长的法律知识混口饭吃。他说：“日子特别难过、一点儿钱都没有的时候，我会帮其他上访者写信，换一顿饭吃。”

去年11月，他最近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包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内的世界各国领袖正聚集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他先是在会议所在地景区、然后又在天安门为儿子的遭遇申冤，结果被警察带走。

张广德有深圳的暂住证，因此对他的处置被视为深圳市政府的责任。深圳方面派了3名警察来京，押送他搭乘航班回深圳。那是张广德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离开深圳机场航站楼的时候，张广德从押送自己的警察手中逃跑了。张广德说：“其中一个警察追了我大约一公里，然后就不追了。”不过，他后来并未被拘留。相反，张廷振受伤所在地的深圳某区警方和信访办协助安排张广德成功与富士康谈成了和解。

张广德打算，等到与富士康达成的和解协议最终敲定，他就把廷振带回河南。

“3年多以来，我什么别的事儿也干不了。”他说，“我白天上访，晚上读法律方面的书、写法律方面的东西。等这事儿结束以后，我会继续学习劳动法。我想当律师。”

万丽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