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官方长期不予承认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官方质疑中方宣称的死亡人数，因此称其为“南京事件”）相关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管辖的广义上的“世界文化遗产”除了“世界遗产名录”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针对珍贵文献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于1992年设立了“世界记忆遗产”计划。“世界记忆遗产”每两年评选一次（1997年进行了第一批世界记忆遗产的登录），每个国家申报项目不能超过两个。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之路始于2009年，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正式申请，并于本月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会议上正式得以通过。

    此事一出，安倍内阁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10月1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将会考虑停止支付或暂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和捐款一事。10月14日，在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会晤中，安倍也对此事表示遗憾，遭到了杨洁篪的当面反驳。

    日本的这些举动，让担心其国际信用尽失的忧虑声音不断。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负责世界遗产的登录，还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识字教育、防止灾害等活动。而日本一直以来与教科文组织关系良好且渊源颇深，教科文组织是日本战后第一个被允许加入的联合国机构，此外日本外交官松浦晃一郎也曾于1999-2009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

     南京大屠杀资料照片

    即使是在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质疑停止缴纳会费的举动。有人认为在美国不断操作脱离联合国组织并停止缴纳会费之时，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在财政上支援国际组织才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些国际信用。现在日本因为自己意见不被采纳便威胁停止出资会改变日本原有温和的印象，给世界留下日本强烈希望自我主张的强硬印象，并不利于日本的国际声誉。

    那么日本反对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登录“世界记忆遗产”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10月14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有关中国申请‘南京事件’资料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的决议”，或许可以从中一探究竟。

   （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在本次“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申请阶段，日本政府在要求中国撤销申请的同时，还希望中方能事先向日本公布申请材料并听取日本专家的意见，但是中方一概予以拒绝。日本政府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成员国成员应该秉持国际组织的中立、公正的原则，但是此次登陆的内容完全基于中方单方面的主张，没有听取日本的意见，因此此次基于中国单方面的主张进行的登陆申请，是在政治上利用了教科文组织，日本对此断然不能接受。

    基于此，日本政府的诉求是希望中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政府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归自己原本设立的目的，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和相互理解，为了改善“世界记忆遗产”的相关制度，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费、捐款将停止和保留，但日本政府仍希望尽早改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

    最后，为了消除2年后进行的登陆可能引发的相关争议，日本政府再次呼吁进行“南京事件”和“慰安妇问题”的中日韩共同研究。

    可见日本政府并未过分纠结于具体事实的争论，而是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此次审核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上。那世界记忆遗产的审核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一般而言，世界记忆遗产的申请流程是先由相关地区或国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事务局提出申请并接受第一轮审核，此后再由世界记忆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的委员们提供专业意见。委员一般都具有编纂联合国出版物以及普及图书、参与启蒙活动的经历以及广泛得到认可的业绩，由国际图书联盟和国际档案馆评议会推荐。但他们至多只是提供专业意见，最终的登录与否完全取决于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个人的判断。

    但是即使个人判断也必须遵照一定的标准。世界记忆遗产的审核中最重要的标准便是原始物件的真实性、准确性；此外若涉及近现代历史的材料还需要对该记录的客观性进行评价。

    例如2013年新加坡提交的“日本占领时代的证言集”录音，便被教科文组织以是当事人的事后回忆为由驳回了申请。此外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教科文组织也会酌情考虑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排除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的项目。例如同样在2015年度的申请中，巴勒斯坦方面提交的巴勒斯坦海报档案便由于过分表现了反犹主义，被现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排除在审议名单之外。

     历史应该被铭记

    而此次南京大屠杀的申请材料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937年至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杀戮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档案，第二部分为1945年至1947年中华民国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第三部分为1952年至1956年中国司法机构提供的文件。其中第一部分具体包括：被称为中国版“安妮日记”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屠杀现场拍摄的16毫米电影原始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像机等影像资料；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工罗瑾于1938年初冲洗并偷偷保留的16幅日军砍杀中国军民和奸污中国妇女的照片。

    客观而言，中方申请材料，尤其申请材料中的第一部分是历史事件亲历者留下的记录以及强有力的第一手材料（与“慰安妇档案”不同之处在于慰安妇的档案更多是事后回忆），可谓完全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的，而且中国的申请材料只是转述了东京审判中判词中超过20万军民被杀害，以及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中至少30万中国人被杀的立场，并未在全文中“夹带私货”。

    2006年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后启动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并在2010年发布了第1期《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在报告书中日本方面的专家波多野澄雄和庄司润一郎表示，日本方面的研究认为在南京死亡人数的推定有2万、4万、20万、30万不等，但是日方采取死亡人数上限为20万人的立场。此外对于“屠杀”的定义、地域、时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日本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日本政府对“南京事件”采取的立场基本与上述日本专家一致。

    曾经于1999-2009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也现身说法。虽然他批判日本政府不应该草率地威胁撤回或削减会费。不过他也认为此次档案即使被鉴定为真实的，但因为在审议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制衡，尤其是中国方面在申请时并未事先通知日本并征求日本的意见，因此在审议流程上缺乏透明性。

     根据前述的常规登录流程，其实日本方面的观点并不适用，更多表现出的是日本单方面改造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记忆遗产”审议流程的意愿。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记忆遗产”审议中，虽然教科文组织支持多国联合申请，但在涉及两国间争议性问题时似乎并没有太多办法，更多仍是依靠总干事个人的判断来拿捏平衡，日方的指责可以说还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虽然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登录“世界记忆遗产”让人颇有正义得以声张之感，但随着世界记忆遗产关注度的提升以及今后“世界记忆遗产”申请案例的不断增加，其审议流程在制度上不得不说还是存在短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