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iPhone7 生产线上的年轻人        

　　来富士康工作，他们曾认为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毕竟与他们梦想的iPhone7的距离这么近，每天都可以摸到。但现在又觉得是那么远，远到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凌晨的郑州富士康厂区，依然灯火通明

　　9月4日，得知郑州富士康有个男工人前段时间跳楼自杀的消息，正在网吧打《英雄联盟》的王国英楞了一下，这时游戏里的敌人放出一团火球，烧死了他。

　　“我靠。”王国英骂了一句，不知是评论这件事还是评论游戏里角色的死亡。

　　这个19岁的富士康工人又继续埋头在游戏中。“我连加了13天的班，今天好不容易能休息下，如果不让休息，我估计也会跳楼。”

　　“对，我加班就是在组装iPhone7。”王国英说。

　　在富士康对外发布的消息中，坠楼员工的名字没有公布——这名员工于8月18日清晨从L03厂房楼顶坠下。坠楼前，他刚刚结束了iPhone7流水线上的通宵组装工作。

　　但这个“坏消息”，很快就淹没在iPhone7即将上市的“好消息”中。

富士康长盛公寓统一加装了防跳网   图/易方兴

　　苹果CEO库克在9月8日的iPhone7发布会上宣布，iPhone手机至今已售出10亿台。这对苹果公司和河南省的富士康工厂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因为至今在河南富士康组装出的iPhone手机超过了4.59亿台。

　　这意味着，全世界所使用的iPhone手机中，几乎每两台手机，就有一台是“中国河南造”。

　　而当你手握售价超过5000元的iPhone7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组装它的是数十万名年轻的中国劳工，每天都在碰触iPhone7的零部件，但却无力购买。他们需要经历每天超过10个小时、连续10天以上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永远是流水线上一成不变的机械劳动。

　　一名河南富士康工人在诗里给自己打气：“生活在给我们苦难的同时/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身躯和灵魂/所以，即使生活很艰辛/我们也要力挺腰躯/勇往直前/”

　　iPhone7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痕迹

　　但对于组装iPhone7的郑州富士康工人王国英来说，他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在做着“改变世界”的东西。他和生产线上的工友们，每天要做的事，不过是刮掉一个黑色外壳上两处胶水。

　　王国英每天大约需要重复900次刮胶水的动作，为此他几乎要无休止地干上10个小时。

　　说这话时，王国英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他把巴掌举到眼睛前方不足10厘米的位置比划道：“你要这么近，才能凑着灯光看到那处胶水的痕迹，然后把它刮掉。看一两个小时眼睛就受不了了。”

　　他形容在富士康工作3个月之后的变化，“每天眼睛都是酸痛的，视力起码下降了100度。”

　　像王国英这样的工人，在郑州富士康被称为“普工”。富士康集团曾统计，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里，共有超过30万名员工。这些员工中，“普工”是工厂中最底层，也是数量最大的群体。

　　在你来到富士康工厂之前，很难想象这里是何等庞大。

　　郑州富士康共分三个厂区，在组装手机最火热的时节，航空港厂区里聚集着超过20万名“普工”，几乎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在面积稍小的出口加工区厂区，绕着工厂步行一周，也需要一个小时。

　　张才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当他看到路人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常常想，“这个usb接口或许是我安装的。”

　　在有这样的想法时，张才的右手食指总是不由自主地弯曲。他笑笑，“条件反射了，每天食指弯的次数太多了”。

　　最近，他的食指关节时常隐隐作痛，上网搜索，怀疑自己得了“腱鞘炎”，再一查，发现有人说“腱鞘炎根本治不好”。

　　在来富士康打工之前，他是河南周口一个县初中篮球队的“得分后卫”，他对自己投篮的本领颇为自得，“想投篮准，其实食指用力就够了，别的手指只是用来控制方向。”但情绪随即低落下来，“现在肯定投不准了。”

　　iPhone7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些普工们的身体里留下痕迹。事实上，在王国英和张才这样的普工中，身体上这样的隐患“根本算不上毛病”，周围的工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疼痛。

　　“现在是用身体在换钱。”张才说。在郑州富士康的三个厂区中，所有普工有着统一的工资标准，每天工作8小时，试用期每月1900元，转正后2100元。

　　这个金额尽管比河南最低工资线高出了500块，但对于一个承担着养家糊口任务的成年人来说，依然捉襟见肘。

　　“扣掉社保和食宿费用，每月工资就没多少了，只能靠加班挣钱。”张才说，每天8小时之外，工作按1.5倍的工资结算，周末加班的工资按2倍算。

　　这使得工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加班太累”和“渴望加班”的矛盾心态中。

　　iPhone7的庞大订单，一方面增加了普工们身体上的疼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加班的额外工资。对于加班，富士康集团曾多次对外宣称，他们从不强迫工人加班。

　　“确实没人强迫我们加班，是生活逼着我们加班，总要活着。”工人刘伟为了能得到多加班的机会，把喜欢他的一名女工推荐给自己的流水线线长当女朋友。

　　看不见的iPhone

　　对王国英来说，用在富士康打工的工资买一台iPhone7，曾是他来这之前的梦想，“听说iPhone上游戏多”。

　　他戴着黑框眼镜，皮肤白净，寸头，脸上有着19岁年纪男生该有的青春痘。只有在他白色的富士康工服上，才能意识到他不是一名大学生。

　　“我小时候就算是新闻里说的留守儿童吧，父母都出去打工了。”他个子比较矮，在外面总被人勒索钱财，他不敢告诉带他的爷爷奶奶，“那些人连老人都敢打”。

　　初中迷上一款“传奇私服”的游戏。游戏里号称“刀刀暴击”，玩家之间可以随意杀戮。王国英加入了一个游戏公会，公会老大告诉他，“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牛逼才行。”

　　来富士康之前，王国英觉得，“用上iPhone手机就是牛逼的象征。”为了这个目标，他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最累的时候站着都能打瞌睡。”

　　在河南富士康的加工区厂区周边，iPhone7作为一种符号无处不在。一家理发店宣称“庆祝iPhone7上市，理发9折”；而在加工区厂区的工人宿舍“长盛公寓”周边，销售手机的店铺无一例外打着iPhone7的广告。

　　但在厂区茫茫的普工人群中，你很难看到一个真正使用iPhone手机的富士康工人，他们大都使用着外形酷似iPhone的手机，只有从home键或是背后的logo上，才能发现手机的原本品牌。

　　工厂附近，一家写着“专卖苹果”字样的手机店里，卖得最好的是1000多元的oppo手机，店员还热情地建议，“是不是钱不够？凭富士康厂牌和身份证可以分期付款。”

　　厂房周边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信用卡套现”、“身份证取钱”等广告。工人孙洪山说，“他身边几个用上iPhone的年轻工友，基本都是通过信用卡分期付款，有时钱还不上了，就去找那些靠身份证放贷款的人借钱，于是一直在还钱、借钱，还钱、借钱。”

　　“不就是个手机嘛，太不值得。”孙洪山更想攒钱给老家盖房子，他盘算了一下村里盖房子的费用，25万，而在富士康，他一个月省吃俭用能省下2500块。

　　“要攒100个月，8年多。”孙洪山叹了口气。

　　孙洪山并不清楚，他所组装的iPhone7正为苹果公司带来怎样的利润。

　　有媒体报道，专业做市场研究的IHS公司曾将iPhone6拆机分析，iPhone6的部件和劳工成本每台在1400元人民币左右，裸机售价却超过4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每台iPhone6为苹果公司带来接近70%的利润率。

　　由于部件和劳工成本仅占到iPhone手机售价的30%，这意味着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利润空间的狭小。IHS公司的中国区研究总监王阳曾表示，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hone6，仅有约25元的利润。而组装一台iPhone6，却需要超过600名富士康工人。

　　这是数十万富士康工人们面临的现实，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iPhone手机的庞大产量，以及苹果公司世界第一手机品牌的地位。

　　组装线上的“新鲜血液”

　　从2014年就在河南富士康工作的王红梅记得，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是段“穷困潦倒”的时光。“那时厂里说iPhone6卖得不好，产量下调，根本没班可加，有时一个月只开工两个星期。”

　　王红梅有三个上小学的儿子，那段时间，她整整一个月吃的都是3块钱一个的煎饼。

　　如今，iPhone7即将上市，郑州富士康又迎来了它的生产旺季。而数千万台的iPhone7生产任务，让富士康一度陷入缺乏工人的状况中。

　　今年7月，郑州富士康加工区厂区中推出了新的奖励条例：每推荐一个亲朋好友入厂，可获得600元的奖金；推荐10人以上入厂则算做“大功”，额外奖励500元。

　　郑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随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官网显示，该集团召开“关于错峰借调人员帮助富士康集团扩大产能”会议，要求下属各煤业公司派工人支援郑州富士康。

　　在郑州火车站，长途车站里，发往富士康的班车10分钟一趟，而在富士康厂区外，十多家店面都打着“富士康直招”的牌子。

　　招聘点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在富士康寻找伴侣，在富士康实现梦想”的口号，招聘人员说，“只要是18岁到45岁之间就成，别的没什么条件”。

　　面试地在加工区内一间约8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中，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应聘者：找不到工作、初中没读完的乡村青年，自己买货车跑运输后来被查了的司机，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来打工的中年农民……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少言寡语。

　　在招聘上，富士康发挥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从笔试、面试、体检到最终录用发放厂牌，一共十多个环节，在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全部搞定。

　　但这种“高效”颇有些“形同虚设”的意味。笔试前，会有人专门嘱咐“待会儿什么好就填什么”，发放的卷子上，罗列了“我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即使有别人陪伴我也会觉得孤单”等心理测试题目，而按照此前的嘱咐，自然选择的都是“从没有”。

　　也有例外。在“我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哭泣”一项中，20岁的吴小贝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有时”。她说，为此，或许是因为这一项选择，她在接下来的面试中，被面试官盘问了5分钟。

　　在9月9日当天笔试和面试的数百人中，尽管有的人连“60÷12”的算术题都不会，但并没有人被当场淘汰。这些人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就将成为组装线的“新鲜血液”。

　　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力。

　　iPhone7与他们的青春

　　起初的3天里，吴小贝确实体会到自豪感——“我生产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机”。从没在工厂工作过的她觉得新鲜，“戴着全套防护，头套、手套，像个机器人一样，很酷。”

　　在经过连续几天11个小时的加班后，她崩溃了。“我的确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发现在流水线上，她真的跟机器人没有两样。

　　一天加班之后，吴小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想找人倾诉，但她发现，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车间里，而在流水线上很难与人交谈，“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戴的防护措施堵住了人的嘴，何况还有严肃的流水线线长在管着你。”

　　她只能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绝的手机零件，机械地将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申请，等批准之后，才能有10分钟的时间。

　　人情味淡薄，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临过的困扰。来自河南郸城的孙文在富士康干了2个月，连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只能彼此称呼“虎哥”、“老周”。

　　“老周”曾找他借了500元，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老周从宿舍消失了，铺盖都收走了。”

　　在富士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两个柜子，宿舍一个，工厂一个，工人们要买两把锁，锁上值钱的财物。同财物一起锁上的，还有孙文的心，“老周走了之后，在这个厂子里，我不再信任任何人。”

　　2013年，郑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种“静音模式”，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就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否则就会被开除。后来，随着厂区4天内两人跳楼，该模式被紧急取消。但如今仍然不许大声说话。

　　还有些东西无法取消。比如禁止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车间的规定。上班时，工人们的手机被锁在车间外的柜子里。车间里甚至连看时间都成为一种“奢侈”。在工厂外的小卖部，一款“消磁手表”颇为热销，很多富士康工人买了这款塑料电子表，靠它计算加班还有多久可以结束。

　　像王国英一样下班后来网吧的员工不在少数。长盛公寓“那些年网吧”的管理员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网吧都是爆满。相比之下，加工区厂区员工活动中心的“图书角”上，只有不到30本书，其中大多是郑州富士康的厂刊。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说，“书就这么点，基本没人来看，再说也看不懂。”

　　一本内部出版物名叫《我的组长我的家》，封面的口号写着：“每天努力一点。”

　　但对王国英来说，他面对的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即便是再努力也没什么用”的问题。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即便再扔两三年的青春在这，也依然学不到什么技术，到头来，只能去另一个“富士康”。

富士康内部刊物  图/易方兴

　　今年，对王国英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或许是他的父母打工攒了些钱，回村里翻修了老家的房屋。但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讽刺，因为父母告诉他，“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攒够了钱，结了婚，也可以回村里盖房子了。”

　　这似乎是他唯一能看清的未来。  （文中富士康员工均为化名）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