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有媒体屡次发表文章，表示出对中国性比例“失衡”或“失调”的关注。相关文章中经常提起的，就是“学者估算”的“34年间我国‘多’了约3000万男性”，于是“婚姻挤压、贩卖新娘、性暴力犯罪……”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与这3000万“多”出来的男性联系起来。于是，在受众眼前便出现了一幅幅恐怖的画面。最近甚至有人提出：可以以“一妻多夫”的极端方式来解决性比例失调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坦承：中国社会性比例的严重失调或失衡，前些年高达119∶100，这确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毋庸质疑的“社会事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如“婚姻挤压、贩卖新娘、性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一组无可回避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两组社会事实是否就能简单地一因一果对应起来呢？显而易见，如此这般的线性思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

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学术圈里，这个话题好像曾经也热过一阵。但是，研究越深入，越是发现将这两者简单地作线性相关恐怕是不科学的。很多社会问题，恐怕与贫困、与社会不公平的关联更大。譬如农村的“老光棍”问题，其实“穷得娶不上老婆”，在中国几千年来恐怕一直就存在。再如性暴力犯罪，若简单地与男多女少挂起钩来，岂不更是笑话。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去讨论这个话题。在知网上用“性比例失调”和“性比例失衡”去搜索，只检出屈指可数的6篇文章，而且近5年中的只有1篇。

当然，性比例失调或失衡与诸多社会问题究竟什么关联？关联度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研究价值。但是，其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影响因素都太多太复杂，要设计一个哪怕是说得过去的研究框架难度都很大。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又是“基本国策”，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得很紧。所以，要想得到详尽的相关数据，即使是已有的现成数据，都是很困难的。要想自己去基层做调查，那恐怕更是难上加难。

在国际学术圈里，最近有澳大利亚的学者对此问题作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将中国性比例失调归咎于计划生育是错误的。她们指出：现在的流行看法是计划生育造成了中国性比例失调，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促使重男轻女的中国人在生育时有意识地选择男孩。他们认为，这样的看法可能并不全面。理由是：其一，中国的性比例失调或失衡，并非从执行计划生育后才开始；其二，中国被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只是一部分居民家庭，而且大多数在城镇。他们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老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毕竟还是隔了一层窗户纸。

因为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计划生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扑朔迷离。

最后，对于中国社会“多”出来的3000万男性的问题要关心，但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具有自行纠错的功能，譬如近年来新生儿的男女比率一直在缩小。宏观地说，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们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认识和行为也一直在变化。一方面，并非男女比例相当就会各自配对恋爱结婚组成家庭，其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实际上错综复杂得很；另一方面，恋爱婚姻的选择范围随着人口在国际国内广泛流动而扩大，有部分人群的视野甚至已经投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