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陈宗汉和他的三个同学，人生轨迹在2013年的春天分了一道岔。
2013年3月26日下午，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司法警察系学生陈宗汉，因涉嫌盗窃罪被“抓获”。从学校被带走的时候，陈宗汉身着警服，抓他的警察穿着便衣。
几个小时后，他的三个室友徐伟杰、韦德聪、陈崇以同样的方式被警察从宿舍带走，临走前，警察让几位学生换下了警服。
脱下警服后，他们成为警方破获的“特大盗窃团伙”，在看守所被羁押一年半时间。直到2016年7月6日，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以“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对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此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侦查机关在本案中存在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2016年9月7日，四个学生接到学校复学通知，他们正在着手申请国家赔偿。
在被取保候审的一年间，他们曾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餐厅服务员和待业青年。那些机械而乏味的工作总让他们想起，在看守所里重复串珠子的日子。
意外被捕
陈宗汉不知自己为什么被抓走，他被告知是去协助调查，但却被带了手铐。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陈宗汉经历了他18年人生里最大的屈辱。2014年3月5日第一次开庭时他向法庭控诉：当时他（警察）拿像尺子一样的东西抽我脚底，把臭袜子塞到我嘴巴里面，我的阴毛和腋毛被拿火机烧。
时至今日，陈宗汉说自己有时半夜会跳起来，梦见李业宙（注：侦办该案的警察）拿火机在那儿点，说烧你啊烧你啊。“最起码的人格都没有了，什么尊严都没有了。当时都有想死的念头，心里默默地念，爸爸妈妈，儿子这辈子对不起你们了。”
他回忆，当时旁边有个茶桌，他一头撞了上去，可是没事，只是有点头晕而已。
恐惧之下，陈宗汉“招供”了“同伙”——他的三个室友徐伟杰、陈崇、韦德聪。几个小时后，他听到了韦德聪的惨叫。韦德聪被送入看守所时，看守所出具了一份《入所人员健康检查表》，上面记录：背部、左手臂擦伤。
最初“招供”陈宗汉的人是另外一个16岁少年，他叫黄一平，和陈宗汉是老乡。他目睹了侦查人员打韦德聪的场景。第一次庭审时，黄一平这样描述：拿胶布贴他（韦德聪），拿水灌他。他们（侦查人员）叫我出来看，说如果我不老实交代就像他一样，威胁我。
陈宗汉的三个室友徐伟杰、陈崇、韦德聪都不认识黄一平。黄一平来过陈宗汉的宿舍两次，第一次他叫走了陈宗汉，第二次是晚上，赶上宿舍的人一起去食堂吃饭，陈宗汉叫上他一起去。
但陈宗汉并不认为自己和黄一平有什么交情。除了这两次在学校的见面，他只记得之后黄在一天中午午休时给他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人要车（编注：事后陈宗汉、黄一平等6人被控涉及数起盗窃案，其中包括一辆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被盗）。陈宗汉称，他隐约感觉车是“不干净的”，直接挂了电话，说“不认识你了”。
那天中午室友们都在寝室，韦德聪记得陈宗汉挂电话后跟他们说了电话的内容，还说以后不会跟这个人再联系了。
过了几天，派出所的人就来了。
警方非法收集证据
四个人被抓不到一个月，2013年4月20日，多家媒体报道：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凤岭派出所破获一个特大入室盗窃团伙，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负责案件具体侦破的凤岭派出所李业宙警官介绍，该特大盗窃团伙今年来在各小区疯狂作案40余起。以年仅18岁（编注：实际年龄应为16岁）的黄某为首，其中有4人是广西某高校在校大专生。
其中的部分报道，除了记者，还署名了通讯员李业宙——前述审讯陈宗汉的警察。
2013年6月24日，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院递交起诉意见书，称犯罪嫌疑人黄一平等6人涉嫌4起盗窃案件，应追究刑事责任。6人中，除了陈宗汉等四名大专生，还有一人叫蒙庆争。
黄一平的询问笔录显示，他在2013年3月24日至4月29日之间，先后被讯问过6次，其中前四次他声称自己一人作案，第五次他改口称和蒙庆争、陈宗汉还有陈宗汉的三个同学，6人一起作案，其中蒙庆争、陈宗汉和自己一起入室盗窃，其余三人在楼下望风。
2014年1月9日，青秀区人民检察院对除蒙庆争以外的5名涉案嫌疑人提起公诉。被告人之一韦德聪的辩护律师黄梓洋告诉澎湃新闻，他曾询问过主办检察官黎伟文，为何没有对蒙庆争提起公诉，检察官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蒙庆争另案处理。
后据法制网2016年1月7日报道证实：2014年1月9日当日，青秀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对蒙庆争不起诉。2014年2月8日，蒙庆争以无罪逮捕被错误关押为由，向青秀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最终经过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复议，得到了人身自由赔偿金55992.51元。
2014年3月5日，青秀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陈宗汉等人涉嫌盗窃罪一案。
庭审过程中，黄一平辩护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他的残疾人证明书。被告人之一徐伟杰的辩护律师潘冠生告诉澎湃新闻，他看过此证，上面记录黄一平有语音障碍等，他也发现，黄一平对自己的行为不能用清晰的语言进行阐释。
黄一平父亲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儿子生下来就是裂唇，整个脑袋天生就是残疾的。怎么指挥他就怎么做。”他向记者说明，儿子并非招供了陈宗汉等人，只是在被警方问到“你那天晚上在哪里”时，他说和陈宗汉还有他的同学在一起，为了让他们做个证人，证明自己不在场。
陈宗汉在法庭上也听说了黄一平智力有问题的说法。但他告诉澎湃新闻，自己此前和黄一平为数不多的接触中，并没有觉察到他有智力方面的异常。
对于偷车一事，黄一平父亲黄富强解释，车是另外一伙和黄一平一起租房子的人偷的，他们偷车后把钥匙扔在屋里，儿子觉得钥匙漂亮就拿走了，随后被警察抓住，除了钥匙在他身上以外，没有任何诸如小区监控录像之类的证据，可以证明儿子参与盗窃。
黄富强称，这些都是后来听儿子说的，但是侦查人员最初讯问16岁的黄一平时，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黄富强称其并未接到通知到场。
庭审中，包括黄一平在内的所有被告人均称供词是屈打成招的。
2014年9月25日 ，青秀区人民法院决定对被羁押的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四名在校学生予以取保候审，四人在被羁押一年半后终于回家。
2015年3月9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黄一平、陈宗汉、韦德聪、徐伟杰、陈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入室盗窃他人财物，其中黄一平参与盗窃四次，数额523824元，属数额特别巨大，陈宗汉参与盗窃三次，数额14824元，属数额较大，韦德聪、徐伟杰、陈崇参与盗窃二次，数额11824元，属数额较大，其五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一审判决黄一平有期徒刑七年，陈宗汉等四人皆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宗汉等人不服，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1月28日，二审开庭。法庭当庭播放了被告指认作案现场的视频。视频显示，当被告不记得地点是哪里，或答不上来偷了什么东西时，侦查人员会有提示；提示下被告仍然回答不出时，侦查人员会打断录像，要求重录。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本案现有证据证实侦查机关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本案指控各被告人犯盗窃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发回重审。
2016年7月6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院以“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
陈宗汉父亲在厨房炒菜。
取保候审
一审开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时，七名参与审讯被告的民警出庭接受询问。
陈宗汉回忆他再次面对李业宙时，已经没有最初的惧怕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报复心理，他觉得哪怕是死也要拉上一两个。“李业宙看着我，带点威胁的眼神，像看猎物一样，我也这样直直地望着他，我也不怕他。”
这些侦查人员当庭都未承认有“刑讯逼供”行为。韦德聪辩护律师黄梓洋记得，李业宙在回答陈宗汉“为什么对我严刑逼供？”以及自己“有没有打陈宗汉”的问题时，直接否认，“我没有打你啊。”
韦德聪告诉澎湃新闻，他在法庭上问民警周详：“有没有在走廊讯问我？”周详回答：“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辩护律师黄梓洋询问周详“是否注意到韦德聪的手腕上有伤？”周详回答：“没注意”。
黄梓洋认为周详当庭说谎——在那份记录韦德聪身体有擦伤的《入所人员健康检查表》上，签字确认的民警正是周详。
当时，黄一平出庭作证称，亲眼见到侦查人员打韦德聪的场景。但最终，一审法院仍认定没有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陈宗汉情绪的爆发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他怎么也没想到妈妈来了。
他看见妈妈一直在哭，哭到甚至快要晕倒。他指着法官说，“你们看到这种场景没有，我宁愿你告我藐视法庭，我也不能让你判我有罪，我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
“四个法警上来摁我都摁不住，我妈在下面喊我，她说儿子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这样子。后面我就软了。”陈宗汉回忆这一切，双手按着太阳穴，不停地抹泪。他记得那天妈妈跟他说：“妈妈是相信你的，妈妈会一直支持你。”
陈宗汉取保候审回家那天，父亲陈绍园让他在祖宗祠堂面前跪下，陈宗汉说，我真的没有做过。父亲哭了，转身回了自己屋里。
后来，陈绍园对澎湃新闻说，“我看见他（指儿子）头发都白了，比我的都白。”
为了帮陈宗汉请律师，陈绍园卖了家里的两头牛，一辆拉甘蔗的车，“值钱的都卖了，能借的都借了。”
他本来打算把家里的房子整修一下，儿子出事，一切都搁置了。他原本期望两个儿子都可以当上警察。
陈宗汉的哥哥陈宗辉1991年生，比陈宗汉大三岁，也在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司警系读书，哥哥当警察的心愿比弟弟强烈。
陈宗辉2010年在深圳的派出所实习过。他觉得警察可以帮到别人，能保护一方的安定。他在学校成绩很好，司法警察系2012年举行搏击邀请赛，他得了男子52公斤级第一名。
2013年弟弟出事的时候，陈宗辉在广西来宾老家的派出所实习，还有半个学期他就要毕业了，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做一名真正的警察。
弟弟出事后，请律师、出庭、上访，陈宗辉替父母承担了一切。为了离弟弟更近一些，他去南宁的一个派出所当协警，一边工作、给弟弟寄钱寄衣服、写信，一边去南宁信访局上访。
他几乎要放弃自己考公务员、当警察的梦想了。因为觉得考公务员是要政审，家里有人犯罪的话，再怎么考都考不上。
即便这样想，弟弟没有开庭的时候，他还抱着侥幸心理要试一下，“因为自己太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了。”
可是后来，他慢慢不想去考不想复习了。
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陈宗辉说现在回想起弟弟给他写的信，还会流泪。陈宗汉在信里写道，他在里面很好，让家里人不要担心，问哥哥有没有去法院、司法局上访。
陈宗辉看到信里有一处被划掉，整个涂黑。他翻过信纸背面，隐约能看到弟弟写着，他吃不饱。
哥哥跟妈妈说了实话，妈妈当时头就开始痛。从此，陈宗辉再难也不会跟家里说，他也没法告诉弟弟：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弟弟出事那年，陈宗辉22岁。
如今他连协警也不做了，“因为我弟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连自己的弟弟都保护不好，还会保护好别人吗？”
陈宗汉哥哥的书柜。
人生突变
取保候审后，四个人陆陆续续开始了工作。他们没有毕业证，投奔到亲戚乡人工作的地方。
陈宗汉在广东中山的工厂里给热水器的表面刷说明书，一群老乡住在一起相互照应着，老板娘从小看着他长大，信任他，也心疼他，觉得经历了这件事后，陈宗汉虽然性格依然很开朗，但说话变粗了。
韦德聪在广东佛山制造空调压缩机的工厂里，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晚上8点拖着沉重的步子和一群穿着同样工作服的人从工厂大门出来。他内向，话很少，聊天中提起好朋友徐伟杰的次数多于自己。聊起徐伟杰，他笑得内敛却开心，有一对大大的酒窝。
徐伟杰去韦德聪工作的厂区找过工作，徒手安装遥控器的外壳，一天做12个小时。他干了一天就不做了，手起了泡，疼了一个星期。徐志毅没有怪儿子，因为儿子说，在工厂重复性的工作让他回想起在看守所每天重复串珠子的生活。
陈崇今年来到深圳，在姑姑的餐厅里做服务生，他个子小，胆子也小，说话轻言细语，聊到难过时眼泪在眼里打转，开心时腼腆地低头笑笑。在看守所的一年半，陈崇从130多斤瘦成了100多斤。他今年22岁，2013年出事前还把自己当成小孩。从看守所出来，看见父母老了很多，也知道了开货车的父亲卖了车，“觉得好心酸呐，自己好像突然间要准备着长大了。”
2013年3月26日以后，陈宗汉觉得自己变大胆了，陈崇觉得自己变自卑了。“担心别人问自己的经历，怀疑你偷东西，说你这个劳改犯啊，怎么被关了一年啊”。
事情发生后，四个人聚过一次，在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那个晚上。仗着酒劲，陈宗汉说出了一直憋在心里的愧疚。他说黄一平交代了除了陈宗汉还有他的三个室友，黄一平不知道室友的名字，但描述了三个人的身体特征。他被打得受不了，就按照特征说出了三个人的名字。
徐伟杰说他能理解，因为自己也是扛不住才承认的。韦德聪没有说话，他提前离开了。陈崇在心里也还是觉得有点怨。
黄富强对儿子黄一平无可奈何。黄一平事后告诉父亲案子里还有一个人，开庭都没有（看到）。父亲不想多问，他不敢相信儿子的话，怕他把认得的朋友全部说出来，冤枉更多人。
陈宗汉看新闻报道说蒙庆争没有被起诉并拿到了国家赔偿，他有许多疑问：蒙庆争是谁，为什么没有被起诉。
蒙庆争的证词成为了2015年3月9日一审判决时的定案证据，证词中蒙庆争供述自己与黄一平、陈宗汉一起入室盗窃，其余三人在楼下望风。
而早在2014年6月13日，蒙庆争申请国家赔偿时，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复议决定，认为公安机关提取证据存在瑕疵，在此期间蒙庆争所作的有罪供述应予排除。
韦德聪辩护律师黄梓洋认为，这份证言作为定案依据违反诉讼程序。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审四次庭审中，公诉人都没有将这份证词向法院出示，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而按照刑诉法相关规定，未经过举证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澎湃新闻就此询问了青秀区人民法院，但截至发稿，该院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此外，青秀区人民检察院分管公诉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检察院并未启动程序对侦查此案的办案人员进行调查。
对于蒙庆争为何区别于其他五人没有被起诉的问题，前述负责人回应，蒙对破案做出过贡献，偷车案是蒙庆争报的警，不起诉是考虑到他在破案中起到的作用，他称，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
澎湃新闻先后致电南宁市公安局南湖分局、南宁市公安局、南宁市委宣传部询问陈宗汉等人所提到的遭刑讯逼供情况，截至发稿，未从以上部门处获得回复。
陈宗汉等四个人希望可以拿到毕业证，以后找工作容易些。他们当警察的愿望都没那么强烈了。陈宗汉说自己被抓时穿的警服在派出所被警察撕烂了，那是入学时花钱买的，还有两套正装、执勤服……
9月6日，四人回到学校询问学籍情况，次日接到通知可以复学，他们想和学校商量半工半读，毕竟家里都不宽裕。同时，四人也在和律师商量申请国家赔偿。
陈宗汉家里，哥哥陈宗辉的书柜上齐整地摆着毕业时穿警服的照片、证书，还有各种备考公务员的参考书。陈宗汉记得哥哥为考试准备了很久，又是练又是背的。
过去三年发生的事，让陈宗辉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当弟弟的事情暂时平息后，陈宗辉去了浙江一家塑料厂，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从早上5点半到下午5点半。
（文中黄一平、黄富强为化名） （来源：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