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4年12月17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法院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拆迁，原则上不允许先予执行。”

“鞍山法院通过采取哪些措施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2012年7月，已当选鞍山中院院长半年的宋景春在做客光明网视频访谈中回答说，“一是做好房屋征收拆迁工作，助推经济又稳又快发展。”并举了海城法院作为例子。

针对各县区动拆迁案件较多、易引发纠纷的实际，当地媒体报道称，鞍山中院2011年提出三分工作法：“对部分被拆迁人索要高额补偿费拒不搬迁人员，政府以排除妨碍起诉的，积极立案受理；将听证程序纳入拆迁非诉执行案件工作，以程序公开树立司法公信；涉及项目建设开工和居民回迁情况紧急的，经原告申请，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先予执行”模式

此种强拆在国家层面早已被叫停

在被告三个月后，范士纯和邻居在社区的东山墙上，发现海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看到“强制执行”字样，他们认为官司背后暗藏猫腻。

被拆迁户的法律文书显示，法院在审理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作为原告的居委会、街道或管理区，提出了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将房屋强制拆除，并由一定数额的存款提供担保。法院同意申请并做出了“强制拆除”的裁定。

下发裁定后，法院并不接收被拆迁户们反对强拆的复议申请书，直接下发裁定强拆的法院公告。

“基层政府交的保证金数额有限，就是按照很低廉的不被认可的拆迁标准交保证金”，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优银律师介绍，他接触过的海城拆迁案件中，有些保证金在法院根本查不到。

“全国只有海城这个县级市如此大规模地使用‘排除妨害-先予执行’模式进行拆迁。其他地方有零星这么做的，但一般会被法院直接驳回。”代理过全国28个省份的拆迁案件的纪召兵律师认为，海城拆迁模式走的是“歪门邪道”。

实际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中的先予执行早已在国家层面被叫停。

2011年1月，最高法曾专门下达通知，要求“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