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政策，如摆锤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十年代，“光荣妈妈”响应号召，敞开肚皮孕育“革命战士”。八十年代计划生育一纸令下，国民生育权被部分剥离，“强制引产”的阴云如今仍未消散。

　　两极之间，一些学者、专家和官员，致力于寻找平衡点。他们不断地呼吁声中，政策开始松动：十八届三中全公布了“单独二孩”政策，如今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普遍放开二孩”出炉。中国实行了36年的“一胎化”政策得以终结，他们成为这一历史性转折幕后的无名英雄。

　　但对这些推动者而言，还远远没到该庆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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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 [保存到相册]

　　“天地之大德曰生”

　　10月29日晚，《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中，梁中堂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拿起话筒的刹那，便传出媒体记者急切的声音。

　　他不禁联想起2年前的那个夜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单独二孩”政策，彼时的梁中堂握着话筒，激动地向每一位记者解读政策意义。

　　这次，67岁的他异常平静。这位体制内最著名的人口学专家解释：“全面放开二孩，我之前完全预料到了。今年四五月之后，卫计委对媒体报道二胎已经不会立刻反驳了。”

　　与梁中堂同龄的刘日先生，则由衷地涌出一股“冲上街头放鞭炮”的激动。

　　1980年代后期，刘日从河北正定县调任无极县主政，是引发全国关注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的主人公。

　　这位明星官员，始终对计生政策持不同看法。从1980年代至今，他从未间断对基层计生的研究，并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尽快放开二胎。

　　“时至今日，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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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 [保存到相册]

　　刘日兴奋不已的同时，远在美国、熟睡中的易富贤，被国内记者的越洋电话唤醒。

　　他惊讶于消息公布的速度，“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3天后才公布了全会公报，宣布实施单独二孩。”

　　他跳下床，打开电脑，在微博上写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他庆幸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几十年来，没有一项政策像这次全面二孩政策一样，能真切地改变无数家庭的命运，影响今后数十年、数百年的国运。”

　　易富贤记得，在限制生育权的时代，母亲这一角色甚至被视作“负担制造者”。“未来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尊重生命，人口是财富，让母亲有尊严，政府需要做的是保障生育权，也将母亲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负担制造者。”

　　几乎没有交集的梁中堂、刘日和易富贤，在呼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方面有着同样不懈的坚持，在被忽视甚至遭受攻击时，他们从未停止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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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 [保存到相册]

　　计划生育元年

　　时针拨回197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元年。

　　12月11日到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期间，人口学界提出2000年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零，要达到这个目标，只能实行一胎化。

　　一片赞同声中，梁中堂提出“刺耳”的反对。他指出五个“一胎化”可能的后果：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导致人口老化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成为社会问题；经济年龄结构特殊，加重社会负担；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人口政策反复变化，不利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

　　他仍然记得，发言结束后，会场安静的有些怪异。但36年前被视作超前的老龄化、失独老人等概念，如今已一一验证。

　　彼时，“一胎化”还未写入正式文件。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

　　随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城市工厂里的已生育妇女被统一安排结扎。妇委会、厂领导要逐个“攻坚”不肯结扎的职工，直到完成任务。

　　1982年2月，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可适当放宽，但也要提倡计划生育。

　　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了可以生育二胎的条件，其中包括夫妇二人是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孩子有疾病或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等等。

　　然而尽管政策有所调整，从1979年到1990年代，各地城乡执行一胎政策依旧非常严格。

　　“计生”，渐渐成为很多人眼中不受欢迎、却无力抗拒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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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保存到相册]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那时的刘日有些进退两难。

　　作为县委书记，国家的计生政策他必须执行；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他了解群众对政策的不满。

　　“我发现，一孩化政策不符合民意，也不科学。”刘日认为，“如果允许生两个，一儿一女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女孩的家庭虽然不满意，但想到孩子将来有个伴、有个亲人，也就认了。这样的政策阈限是比较合适的。”

　　一边要执行国家政策，一边又保留不同意见，刘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我要求做计生工作的时候既要坚决贯彻执行，又要讲道理，避免简单粗暴的行为。”

　　那时，计划生育是地方政府的头等要务。农村的土墙上，总是刷着醒目的红色标语：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1980年代后期，“农村家庭确有困难可申请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实成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样，一大批农村居民终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机会。

　　年少时生活在湘西深山的易富贤，也隐隐地对这项国家政策产生怀疑。与人口研究结缘，却是个偶然。

　　1999年，他前往美国攻读药理学博士后。他原本打算在美国当个医生。

　　但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以前还以为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到美国后，发现华人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群体。”

　　他发现1970年代美国毒品、性解放、堕胎等社会问题，对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计划生育理论的直线思维存在问题。

　　2002年到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工作后，他开始用医学思维研究人口问题，总结各类社会经济指标与生育率的关系，根据这些指标“诊断”生育率。

　　“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2004年时，易富贤测算，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8到2.1之间，今后还将下降。

　　起初，易富贤的理论只能在海外网络媒体传播，一度遭到一边倒地反对。2003年，易富贤涉足国内论坛，文章常被批驳。2007年，易富贤撰写《大国空巢》，未能在大陆出版，还被称为“异端研究者”。

　　一次，易富贤回国到南京旁听中国人口学年会，被在场专家指责没有资格研究人口问题，“业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质产品”。

　　“会后我向这位专家请教，他却借口要上厕所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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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翼城二胎试点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 [保存到相册]

　　燎原之火

　　那段时间，已有声音指出：中国生育率已经低到将威胁社会发展的程度；而放开二胎并不会导致人口急剧增加。

　　早在30年前，梁中堂已经开始用实验测算放开二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

　　1984年，他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

　　不久，山西翼城县成为二胎试点的“人口特区”，实施晚婚晚育加有间隔限制的二胎政策：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但1991年，有关部门再度强调要贯彻一胎化，除翼城外的另外13个二胎试点统统被收回了。

　　但梁中堂眼中的翼城，是可以燎原的火种。

　　1990年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以及2000年到201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同一时期，刘日正在不断完善针对计划生育的建议。

　　经过思考，他提出“奖一放二禁三”的策略：对只生一孩的夫妇进行奖励；允许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严格禁止生育三孩。

　　刘日背负着无形的压力。他多次把文章寄给各级领导，从县长到中央部委，希望得到认可。

　　2007年，他终于收到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回信，却并非期待的内容：“十一五时期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

　　虽然如此，但信中的一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正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些年，翼城也令不少前来探访的媒体吃了一惊。和内地大多数城镇一样，大部分青壮年出门打工。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

　　为了更理性的观察，梁中堂开始梳理中国生育政策历史。他总结，2000年前是和“一胎政策”较劲，2000年后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设计问题，“这已不是一胎二胎的问题，而是老百姓生多少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政府去插手的问题。”

　　“这么多年过来，辛苦吗？”我问。

　　梁中堂停顿了一下，“没什么，我只是想把错的东西纠正过来。”

　　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因为故事还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