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红军将在那个破旧的关帝庙里是多么地热血沸腾、神采飞扬!经过两万多里辗迂回的长途跋涉；红军将士终于看到“家门”了；经过两万多里被围追堵的艰难险阻，红军将士终于望见胜利的曙光了。这怎能不让他们激动万、欣喜若狂呢?

　　在哈达铺会议上，党中央根据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查获天津《大公报》等纸上发现的消息，改变了10天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的既定方针，作出了“到陕北去”，与刘志、徐海东会师的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由来。

 

　　曹连德在回忆中说：“1935年9月，我红一军团攻克天险腊子口后，迅向东北方向挺进，当时我在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当指导员，……我带一分人到哈达铺邮局去了，邮局是一个大院，旁边有一个旅馆，鲁大昌部少副官，带的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都在那里，我们从驮子里找到一批近期纸，其中有一条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我们长征走了两万多里，没有看到过苏区，大家看陕甘宁有那么大的地方，都十分高兴，就在这条消息上画了红杠杠。毛主席看了徐、刘两部会合的消息，和军团首长议论开了，并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