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回忆道：“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整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编人一军团。我的这一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的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到这张报纸的经过。他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哈达铺，中央红军由“一张报纸”定去向、定落脚点，看起来是“偶然”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实则是“必然”的，这恰好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高赡远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前途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早在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严重事件，将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随即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而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的文章，主张联合起来，坚决抗日。但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而把日本侵占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仍然把中问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1932年初，毛泽东从报上看到日本军队1月28日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族矛盾引发阶段矛盾的变化、对民族革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对外来势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有高瞻远瞩。这也是他在长征途中为什么总是义无反顾地引导红军坚持“北进”方向，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原因所在。如果说，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解决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定向”问题的话，那么，哈达铺会议不仅解决了“定向”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定点”的问题。因此，哈达铺会议虽然没有冠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名，却具有　“重大转折意义”之实；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字性决议，却为红军长征解决了最后的归宿问题。哈达铺会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毫不亚于黎平会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俄界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935年9月18日占领哈达铺到9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哈达铺仅仅呆了5天(加后继部队为7天)。在这短暂的5天内，党中央进行了著名的“哈达铺整编”，给红军将士从体力上、生活上、物质上、精神上和部队编制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加油”与调整。